中国史学史

谓为《汲冢书》，当为束皙、苟勗所见十三篇之竹简，无可疑也。案《史记注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穆天子传注》、《文选注》，皆屡引《纪年》，而今本或有或无，即证以刘知幾所见之本，已与今本不同。清王宏撰《山志》，即以今本《纪年》为不可信，而徐文靖撰《纪年统笺》，则力辨之，以为可信。清朱右曾始取诸书所引之文，辑为一编，题目《汲冢纪年存真》。近人王国维因之，以成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；又撰《今本纪年疏证》，以明其伪，其言曰：“纪年佚于两宋之际，今本乃后人所搜集，复杂采《史记》、《路史》、《通鉴外纪》诸书成之。今一一求其所出，始知今本所载，殆无一不袭他书，其不见他书者，不过百分之一，又率空洞无事实，所增加者年月而已。事实既具他书，则此书为无用，年月既多杜撰，则其说为无徵，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。朱氏辑本，尚未详备，又诸书异同，亦未尽列，至其所取，亦不能无得失，乃以朱书为本，而以余所校注补正之，凡增删改正若干事。”据此则伪者之迹为不可掩，而真者亦因以明，于是王氏疏通证明之功，为前人所不及矣。要之汲冢所出之《纪年》，间有骇人听闻之纪载，然其大体多同《左氏传》，是即古史之较可信者。兹屏伪本，而专取辑本，以存其真，斯已可矣。

再次则为《世本》。《后汉书 班彪传》云：“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，号日曰《世本》，一十五篇，其子固本之，遂著录其书于《汉书 艺文志》。”或曰楚汉之际，有好事者，作《世本》，上录黄帝，下逮汉末 ，惟未言作者究为何人。颜之推始云，《世本》左丘明所书，说出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 。章太炎先生信之，其说云，盖左丘明成《春秋内外传》，又有《世本》以为肤翼，近之矣。《世本》者，不画以《春秋》，其言竟黄顼，将上攀《尚书》，下侪周典，广《春秋》于八代者也 。《隋志》史部谱系一目，著录《世本 王侯大夫谱》二卷，疑即古十五篇之《世本》；又有刘向《世本》二卷，宋衷《世本》四卷，盖就古《世本》而为之注释。其书盖亡于宋代。今可考者，有《帝系篇》，有《氏姓篇》，有《居篇》，有《作篇》，又有世家，有传，有谱。《史记 魏世家 索隐》，引《世本》传文；或谓《史记 伯夷传》其“传”曰之“传”，即出于《世本》之“传”。其略见于钱大昭、孙冯翼、洪饴孙、秦嘉谟、雷学淇、茆泮林、张澍诸家之辑本；其何者为古本，何者为刘、宋二氏所补辑，则不易明。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多采取古《世本》，此亦古史之仅见者也。

再次则为《战国策》，著录于《汉志》者，凡三十三篇。内计西周一篇、东周一篇、秦五篇、齐六篇、楚赵魏各四篇、韩燕各三篇、宋卫合为一篇、中山一篇，记春秋后迄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，即号为战国者是也。据刘向《校书录序》中书本号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修书》。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《隋志》著录两本，一为二十二卷，刘向录；一为二十一卷，高诱注。今传高诱注本，即为二十一卷，是为真本，古今皆无异词，亦即见采于《史记》者也。

上述四书之外，又有二种，不可不述，一曰《穆天子传》，一曰《山海经》。《穆传》见于汲冢书目，原为五篇。今本则为六卷，前五卷皆纪穆王西巡事，后一卷纪美人盛姬事。按《束皙传》所纪《杂书》十九篇中，有纪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之语，殆即此篇，而后人合之也。晋郭璞为之注，并传于今，其中言穆王西巡事，皆有月日可寻，并详纪所行里数。郭璞《序》谓其体与今“起居注”同，故隋唐各志以之列入起居注。近人丁谦更为之作考证，以西图案其地望，言甚博辨，可指数者甚多。此其一也。《山海经》著录于《汉志》，前有刘秀校上奏，称为伯益所作，秀即刘歆之易名也。《史记》亦称，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，是其书已为子长所见。《列子》亦称大禹见而行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或疑《列子》为伪书，不尽可据。然考书中所纪，人名有夏后启、周文王，地名有秦汉郡县，是则其书虽不必为周代之古籍，然必有一部为晚周秦汉人所附益。清代毕沅为作校注，郝懿行为作笺疏，皆力言《山经》实古地理书，且以《水经注》证其域內地名，亦十得五六。此其二也。《四库书目》以二书夸诞不经，列入小说，尚非得实，考古史者，不宜置之。至若赵煜之《吴越春秋》，袁康之《越绝书》，虽详吴、越二国事迹，而皆撰于汉代，非上述诸书之比，故亦不复具论焉。

夷考春秋以往，诸侯皆有国史，外史所掌四方之志，即为列国之史。杜预所称大事书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，亦诸侯修史之成法也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得见百二十国宝书 ，盖即墨子所见之百国春秋；孟子曰，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；晋韩献子聘鲁，见鲁《春秋》，曰周礼尽在鲁矣。《乘》与《梼杌》，即春秋之异名，而鲁《春秋》，又孔子修《春秋》之所本也。《汲冢琐语》又云有《晋春秋》(见《史通 六家》)，当即晋《乘》之别名。又如《竹书纪年》，本为魏国之史，魏上承晋，故叙晋事独详，一如鲁之有《春秋》，是即魏之《春秋》，而原于晋《乘》者也。是则周代盛时，列国之史，林林总总，不可胜记。左丘明得见列国之史，故据以撰《国语》，而《战国策》亦列国史之支与流裔也。迨至晚周，诸侯恶其害己，始去其籍，又厄于秦火，于是所存者仅矣。

两汉经师，具有家法，递相传授，其学有今文、古文之分，盖自孔子以后师弟间口耳相传，至汉初始以隶体书之于册者，谓之今文学。其古人原本尚在，所书悉为古籀著，即就本书肄习，或以汉隶通之者，谓之古文学。因今文古文之异体，解者缘以纷纷而各立门户，是谓之家法，而争端亦由此起矣。古人以六经皆为王官之典籍，未尝有经史之别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皆为古史，伏生所口授之二十八篇，为《今文尚书》，前已论之。又如著录《汉志》之《古文经》四十六卷，即《古文尚书》也 。公羊、穀梁二氏之传《春秋》，皆书以今文，是为今文学；左氏所传古经十二篇，传三十卷，原本具在，是为古文学；是则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有今古文学，亦即古史之有今古二派也。《汉书 艺文志》云，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，武帝末，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，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 。《尚书》之出于壁中，亦犹《纪年》之出于汲冢，自秦人燔书，古籍之不绝如缕，正赖壁中及地下之藏，得保十一于千百，此考古史者，所宜郑重记之也。凡古史之流传至今者，不为口耳相传，即为保藏原本，然后世之载籍，繁于古代者千万倍，徒恃口耳相传，为不可能，于是又有资乎古籍之流传。清代禁毁之书，不可指数，而终有其一部，不因禁毁而失传者，则保藏之效也。古代简编，非甚繁重，师弟尤重传授，故历数百年，传十数世，而其书仍能不亡，非惟保藏，亦口耳相传之效矣。汲冢之发，所得古简独多，是为明证；可无述欤。 再进而言古代之史学，试以刘知幾所论证之。知幾论史，概以“六家”“二体”。所谓六家者：一《尚书》家、二《春秋》家、三《左传》家、四《国语》家、五《史记》家、六《汊书》家，是也。《尚书》所载，多为典、谟、诰、誓之文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其体略如后世所集之两汉诏令、唐大诏令、宋大诏令及明清两代之圣训，亦犹《毛诗》一编，为后代总集之开端，不惟后代继其体者为难，亦不得谓为史体之正宗。《春秋》本鲁史而成，左氏缘经以作传，经为纲而传为目，言见经文，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，是二家者，以编年体而垂为百代之法者也。其后司马迁以纪传书表之体，创为《史记》；班固继作《汉书》，改书为志，断代为史；后有作者，遵而不易，于是纪传一体，遂树正史之规模。若夫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二书，以国为别，而无复年月可寻，后世之书，惟陈寿《三国志》、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、路振《九国志》、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，差可比拟，然亦乙部之支流，不得以大宗拟之矣。是以知幾综其前说，约为“二体”；“二体”者，纪传与编年是也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为一体，是为编年；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为一体，是为纪传。系日月以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备载，其事形于目前，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，此编年体之所长也；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地理，国典朝章。显隐必赅，洪纤靡失，此纪传体之所长也；刘氏论之详矣 。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，或为鲁史旧法，然垂为不刊之典，以传之于后世者，则孔子与左丘明也。章学诚有言，刘知幾得史法，而不得史意，此《文史通义》所由作也。愚谓古代史学，只有史法，而史法当与史意并重。所谓系日月以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即史法也；所谓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汙，惩恶而劝善，即史意也；史法即其文则史之文，史意即则丘窃取之义，曰法与意，曰文与义，皆为孔子之史学。是故推论吾国之史学，必萌芽于孔子。至博采列国之史，萃为一编，以羽翼孔子之作，以阐发孔子修《春秋》之旨趣，是为左丘明之史学，而公羊、穀梁二氏，专明一家之学者，不得与焉。吾于古代之史家，仅得二人，首推孔子，其次则左丘明也。

总上所论，古代之史家，应为孔子与左丘明，古代之史籍，应为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而《周书》、《纪年》、《世本》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，亦以附焉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治古史者，不可不知此义。

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

吾国史学，萌芽于孔子、左丘明，而大成于司马迁、班固。故继孔子、左丘明之后，而述司马迁及班固。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龙门阳夏人也。汉武帝时，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，职掌文史星历，故得紬金匱石室之书而作《史记》。晚年官尚书令，尊崇任职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，迁以书报之，论及《史记》，即《汉书》本传及《文选》所载《报任少卿书》是也。班固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人也。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，因其父彪之业以作《汉书》。后参大将军窦宪军事，及宪得罪，坐系死狱中，年六十一，时和帝永元四年也。迁之卒年无考，据王国维所撰《太史公行年纪》，迁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，年六十。此二氏事迹之大略也。

古人修书莫不有其动机与背景。孔子之辑《尚书》与修《春秋》，史官失职，文献无征，其动机也。王官失守，散为百家，其背景也。司马迁之作《史记》，亦有其动机与背景焉。试一考之。

《史记 太史公自序》云：

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且卒。而子迁适使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间。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：……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。余死汝必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……夫天下称诵周公，言其能歌论文武之德，宣周召之风，达太王王季之思虑，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。幽厉之后，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修旧起废，论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。迁俯首流涕曰：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。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，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，五年而当太初元年(公元前一○四年)。

盖司马氏世为史官，封禅为古今旷见之大典，而身任史官者，不得与其役，实为毕生之憾事，故司马谈至于发愤而卒。迁禀承其父之遗言，而作《史记》，其以《封禅书》列于八书之一，即以示禀承先志之意。其动机一也。

《汉书 司马迁传》、迁《报任安书》云(亦见《文选》四十一)：

古者富贵而名摩灭，不可胜记，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《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，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，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，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，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其策，以舒其愤思，垂空文以自见。仆窃不逊，自记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略考其行事，总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上计轩辕，下至于兹，为十表，本纪十二，书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草创未就，会遭此祸，惜其不成，已就极刑，而无慍色。仆诚以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。然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。

迁因保李陵不降敌，而受腐刑，本为奇耻大辱，特以著书未就，故甘受刑而不悔，以自况于古人之发愤。其动机二也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又云：

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，年十岁，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湘，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峄，厄困部薛彭城，过梁楚。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笮昆明，还报命。

是则迁之足迹，实由今之晋豫，而南游江浙，转至湘鄂，北还齐鲁，徘徊鲁苏二省之交界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，再南适川滇，再北返，中国之内地，多经涉历。故苏辙谓，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赵豪杰交游，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。此又《史记》一书之所由成。其动机三也。

若夫作《史记》所有之背景，司马迁亦略言之。其《自序》云：

维我汉，继五帝末流，接三代统业。周道废，秦拨去古文，焚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。于是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进，诗书往往间出矣。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，而贾生晁错明申商，公孙弘以儒显，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，靡不毕集太史公。

据此可知汉兴九十余年间，遗文间出，而毕集于司马氏父子之所掌，则是朝廷右文之效，而又为作《史记》之背景矣。

迁之作《史记》，尝比于孔子之作《春秋》。其述先人之言曰：“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，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，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，意在斯乎，小于何敢让焉 ”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谦，故曰：“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” 然如所谓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；所谓拾遗补艺，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俟后世圣人君子，其自命如是之高，谓其不比于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不可得也。

夷考其时，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之日也。孟子曰：“诸侯恶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。”此典籍之厄于晚周者也。太史公曰：“秦烧天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记独藏周室，以故灭。” 此史籍之厄于秦火者也。《史记》一书，本杂采群书而成，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而外，又有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，亦称《五帝系牒》 ，有《春秋历谱牒》 ，亦称《牒记》 ，有《秦记》 ，于楚汉之间事，则采陆贾《楚汉春秋》 。以上或见本书，或为班固所述。是则迁之修史，亦致憾于文献之不足征，不及其身而纂述之。则后人益难为力。此又为其背景之一矣。

《后汉书 班彪传》载彪所撰《略论》云：

孝武之世，太史令司马迁采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据楚汉列国时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讫获麟，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，凡百三十篇，而十篇缺焉。迁之所记，从汉元至武以绝，则其功也。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百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不如其本，务以多阅广载为功，论议浅而不笃，其论术学，则崇黄老而薄五经，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，道游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，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然善述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，文质相称，盖良史之才也。

其子固本之，以作《汉书 司马迁传赞云：

……故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讫于天汉，其言秦汉详矣。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数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捂，亦其涉猎者广博，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上下，数千载间，斯以勤矣。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，论大道，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敝也。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

又《汉书 扬雄传》录雄《自序》云：

太史公记六国，历楚汉，讫麟止，不与圣人同是非，颇谬于经。

比观三文，皆于《史记》致不满之辞。然长短互见，贤者不免，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，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。彪本续《史记》而为后传，而固又因《史记》之体例而别撰《汉书》，皆承子长之衣钵，有因而无革者也。

桓谭《新论》谓迁著此书，示东方朔，朔署之曰：“太史公”，署之者，名其书也；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，皆其外孙杨恽所加，王国维是之(见所著《太史公行年考》)。《汉志》列《太史公》百三十篇于《春秋》之后，又著录冯商所续《太史公》七篇，《汉书》叙传、扬雄传，《后汉书》窦融、范升、陈元诸传，皆以“太史公”称之，是则《太史公》为《史记》之本名，无疑也。又称曰《太史公书》，初见于本书《自序》，又见《汉书 宣元六王传》、《后汉书》班彪、杨终等传，亦称曰《太史公记》，见《汉书 杨恽传》。曰书，曰记，皆于太史公之下，附缀一字，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。《班彪传》又称，武帝时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然出于载笔之辞，与彪之自称曰《太史公书》者异趣。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，非《东观》旧文，是也。“史记”之称，屡见《史记》本书，悉指旧史而言，故迁未尝以此二字，自名其书。《三国 魏志 王肃传》：明帝称迁著《史记》；苟悦《汉纪》十四则云：“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，发愤而作《史记》，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《太史公记》。”按悦为后汉末人，在王肃之前，时已有“史记”之称；晋人司马彪撰《续汉书》，于《天文志》中，亦一言之；《隋志》据以著录，而“史记”遂为《太史公记》之简称。钱氏谓“史记”之称，出于魏晋以后，语固不诬 。《史通》(六家)乃谓因鲁史记旧文，目之曰史记，不知此实后起之义。盖“史记”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，初不限于鲁史，《汉书 五行志》屡引“史记”即泛指诸国史而言，《颜注》谓凡称“史记”者皆为迁书，殊误，知幾本之，乃有此说。

《汉书 司马迁传》云：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”(亦见《艺文志》)注引张晏曰：“迁殁之后，亡《景纪》、《武纪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兵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傅靳列传》。元成之间，褚先生补缺，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日者传》，言辞鄙陋，非迁之意也。”是则所缺十篇，釐然可指。然据王鸣盛之所考，惟《武纪》全亡，褚先生取《封禅书》补之；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龟策》二传，为未成之笔，但可云阙，不可云亡；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 ；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，为迁所不及见，补之殊为多事 。据此则《史记》之所亡佚亦仅矣。

迁殁之后，其外孙杨恽，祖述其书，遂宣布于外 。至元成间，而褚少孙补之。少孙者，颍川人，梁相大弟之孙，宣帝时寓居沛，受诗于王式，为博士，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，名见《汉书 儒林传》(王式)。今《史记》中称“褚先生曰”者，皆少孙所补也 。少孙所补殊浅陋，不为世所重。迁之本书，自谓迄于太初，其后阙而不录，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，褚少孙之外，有刘向、向子歆、扬雄、冯商、阳城衡、史岑、梁审、肄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，俱有撰述” 。至光武建武中，班彪乃采前史遗事，傍贯旧闻，作后传六十五篇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