漕运通志

，溯河入渭，更无停留，可省巨万。（巨常）［臣尝］任济、宣、冀等（二）［三］州刺史，询访故事，隋亦在京师沿河皆有旧仓，所以国用常赡。若以此行，用利便实深。”帝入统，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（照）［炅］，自江淮至京以来险古（“古”疑为“固”）仓节级贮纳，仍以耀卿为转运使。始置河阴县、河清县，置柏（岸）［崖］仓，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，以避湍险。自江淮西北溯鸿沟，悉纳河阴仓，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（喜）［嘉］仓，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，所谓北运也。自太原仓浮渭，以实关中。凡三年运七□百万石，省脚（三）［四］十万贯。耀卿罢相后，缘北运险涩，颇有欺隐，议者又言其不便，停费。

代宗广德二载，刘晏领漕事。

丘氏曰：自古称善理财者，首刘晏。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。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，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，非若今役食粮之军，多加兑以为费也。今米石加兑五六，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，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。且军在卫所，既支月粮，及上运人有行粮之给，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，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给者而计之，则多于所运之数矣。盖费一石有余而得一石也，而舟船之费不与焉。又，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，每船受千斛，十船为一纲，每纲三百人，篙工五十人，则是三百五十人，驾十船运米一万石。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，一船载米三百石，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，其人少五十，其米少一千，而不甚相远也。惟所谓囊米之说，今日尚有未行。纲米所以耗损，运卒所以困毙者，坐此故也。史谓晏转运粟百一十万，无斗升溺，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。其所费乃大江大河，而又随处转运，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，何以能无溺哉？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，而岁岁有所损溺，官军（陪）［赔］偿，举债鬻产，无有已时，所以然者，正坐剥浅之费广，挨次之日多，不幸而沈溺，颗粒无余也。为今之计，宜如刘晏之法，所运之米，皆以囊盛，遇河浅涩，暂舁岸上，过浅而复舁归舟。或分载小舟以过浅，亦有包封不致散失。不幸而沈溺，捞而出之，不致全失，纵有浥烂，亦可他用也。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，夫既实满，艎中宜加之艎板，之上护以竹簟、苇席，以蔽雨水。其后船毁再造，量加大之可也。然则米皆用囊，如费将益多何？夫囊以布为之，可用数年，有山处可用竹篾，近江处可用蒲苇，其所费所失亦为省矣。

德宗贞元四年，李泌奏言。

其略曰：江淮漕运，自淮入汴，以甬桥为咽喉，地属徐州，邻于李纳。若纳一旦复有异图，窃据徐州，则失江淮矣。请徙张建封镇徐州，割濠、泗以隶之，则淄、青惕息，而运路常通，江淮安矣。上从之。

今徐州设兵备亦类此。

八年，中书侍郎陆贽奏请减京水运储蓄军粮事宜状。据陆贽《翰苑集》卷十八“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”校。

其略曰：盖寡闻见而不达时宜者，则曰“国之大事不计费损，故承前有‘用一斗钱运一斗米’之言，虽知劳烦，不可废也”。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，则曰“每至秋成之时，但令畿内和籴，既易集事，又足劝农，何必转输，徒耗财赋”。臣以两家之论，互有短长，各申偏执之怀，俱昧变通之术，其于事理可得粗言。夫聚人以财，而人命在食，封制国用，须权重轻，食不足而财有余，则弛于积财而务宝仓廪；食有余而财不足，则缓于积食而啬于货泉。若国家治安，钱谷俱富，烝黎蕃息，力役靡施，然后恒操羡财，益广漕运，虽有厚费，适资贫人，三者不失其时之所宜，则轻重中权而国用有利矣。开元、天宝之际，承平日久，财力阜殷，禄食所颁，给用亦广，所以不计靡耗，励赡军储，至使流俗过言有‘用一斗钱运一斗米’之说。然且散有余而备所乏，虽费何害焉？斯所谓操羡（余）［财］以广漕运者也。贞元之始，巨盗初平，太仓无兼月之储，关辅遇连年之旱，而有司奏停水运，务省脚钱，至使郊畿之间烟火殆绝，都市之内馁殍相望，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。近岁关辅之地年谷屡登，数减百姓税钱，许其折纳粟米。公储委积足给数年，田农之家犹困谷贱。今夏江淮水潦，漂损田苗，（凡与）［比于］常时米贵加倍，甿庶匮乏，流庸颇多。关辅以谷贱伤农，宜加价籴谷以劝稼［穑］，［江淮以］谷贵民困，宜减价籴米以救灾。今宜籴之处则无钱，宜粜之处则无米，而又运彼所乏，益此所余，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。今淮南诸州，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，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，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，计运米一斗，总当钱三百五十文。其米既糙且陈，尤为京邑所贱。今据有司月估，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，耗其九而存其一，馁彼人而伤此农，制事若斯，可谓深失矣。顷者，每年从江南、湖南、浙东、浙西、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，送至河阴，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，七十万石送至陕州，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，唯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。臣详（闻）［问］河阴、太原等仓留贮之意，盖因往（来）［年］虫、旱，关辅荐饥，当崔造作相之初，征元琇罢运之失，遂请每年转运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。北至中途，力殚岁尽，所以节级停减，分贮诸仓。每至春水初通，江淮所搬未到，便取此米入运，免令停滞舟船。江淮新米至仓，遂复留纳填数。轮（换）［环］贮运，颇亦协宜，不必每岁加搬，以增不（及）［急］之费。所司但遵旧例，曾不详究源（山）［由］。（运米）［迩来］七年，积数滋广。臣近勘河阴、太原等仓，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，河阴一县所贮尤多，仓廪充盈，随便露积，旧者未尽，新者转加，岁月（浙）［渐］深，耗损增甚。纵绝江淮输转，且运此米入关，七八年间计犹未尽。况江淮转输，搬次不停，但恐过多，不虑有阙。今岁关中之地，百谷丰成，京尹及诸县令频以此事为言，忧在京米粟太贱，请广和籴，以救农人。臣今计料所籴多少，皆云可至百余万。又，（定）［今］量定所籴估价，通计之诸县贵贱，并雇船车至太仓，谷价约四十有余，米价约七十以下，此则一年和籴之数，足当转运二年。一（十）［斗］转运之资，足以和籴五（十）［斗］，比较即时利害，运务且合悉停。臣窃虑运务若停，则舟船无用。舟船无用，则坏烂莫修。倘遇凶灾，复须转漕，临时鸠集，理必淹迟。夫立法裁规，久必生弊，经略之念，始虑贵周，不以积习害机宜，不以近利隳永制，不（费）［贵］功于当代，不流患于他时，虑远防微，是其均济。臣今所献，庶近于斯。减所运之数以实边储，存转运之务以备时要，其于详审，必免贻忧。旧例从江淮诸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至河阴，来年请停八十万石，运三十万石。旧例从河阴运米七十万至太原仓，来年请停五十万石，运二十万石。旧例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至东渭桥，来年请停二十万石，运二十万石。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石，请委转运使于漕（文集作“遭”）水州县，每斗八十价出粜，计以糙米与细米分数相接之外，每斗犹减时价五十文以救贫乏，计钱六十四万贯。如节级所减运脚，计得六十九万贯，都合得钱一百三十三万贯。数内请支二十万贯付京兆府，令于京城内及东渭桥开场，和籴米二十万石，每斗与钱一百文，计加时估价三十以上用利农人。其米便于东渭桥及太原仓收贮，充填每年转漕四十万石之数并足，余尚有钱一百一十三万贯文以供边镇和籴。臣已令度支巡院勘问诸军州米粟时价，兼与当管长吏商量。（今）［令］计见垦之田，约定所籴之数，得凤翔、泾陇、邠宁、庆鄜、坊丹、延夏、绥银、灵盐、振武等道，良原、长武、平凉等城报，除度支旋籴供军之外，别拟储备者，计可籴得粟一百三十五万石。其临边州县各于当处时价之外更加十倍，其次每十分加七分，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，通计一百三十五万石，当钱一百二万六千贯文，犹合剩钱十万四千贯，留充来年和籴。所于江淮籴米及减运米脚钱，（诸）［请］并委转运使便折市绫绢絁绵四色，即作搬送赴上都。边地早寒，敛藏向毕，若待此钱送到，即恐收籴过时。请且贷户部别库物充用，本色续到，便令折填其所贷户部别库物，亦取绫绢絁绵四（时）［色］，并依平估价，务利农人。仍取度支官蓄及车均融搬送，请各委当道节度及当城兵马使与监军中使并度支和籴巡院官，同受领使计会和籴，各量人户垦田多少，先（什）［付］价值立限纳粟，不愿粜者亦勿强征。其有纳米者，每斗六升折粟一斗，应所籴得米粟，亦委此三官同检核，分于当管城堡之内，拣择高燥牢固仓窖等收纳封闭。仍以贮备军粮为名，非缘城守绝粮及承别敕处分，并不得辄有支用。待收籴毕，具所籴数并收贮处所闻奏，并报中书门下。总计贮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，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用。来秋若遇顺成，又可更致百余万石。边蓄既富，边备自修，以讨则有赍，以守则可久，以加兵则不忧所至乏食，以敛籴则不为贪将所邀。饫疆保境者，得以遂其谋，蹙国跳军者，无所辞其罪，是乃立武之根柢，安边之本源，守土庇人莫急于此。倾公藏而发私（倩）［积］，犹当悉力以务之。况今不扰一人，无废百事，但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，百万赢粮，坐食边鄙，又有劝农赈乏之利存乎其间，此盖天锡陛下攘戎狄而安国家之时，不可失也。

按：此因岁丰俭权其轻重，亦或可行之。

论汴水疏凿之由。张洎《论汴水疏凿之由》，据《宋史 河渠志》校。

张（泊）［洎］曰：禹导河自积石至（于）龙门，南至华阴，东至砥柱，又东至于孟津，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，即今成皋（山）是也，或云黎阳山也。禹以大河流泛中国，为害最甚，乃于（具）［贝］丘疏二渠，以分水势：一渠自舞阳县东，引入漯水，其［水］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，即今黄河是也；一渠傍西山，以东［北形高敝坏堤］，水势不便流溢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。《书》所谓“北过（泽）［降］水，至于大陆”，（泽）［降］水即浊漳，大陆则邢州钜鹿（荥）泽。“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入于海”。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，下至沧州合为一河。言逆河者，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。齐桓公塞以广田居，唯一河存焉，今其东界至（苍）［莽］梧河是也。禹（及）［又］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，引注东南，以通淮、泗。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：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；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，谓之鸿沟。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，其鸿沟即出河之沟，亦曰莨菪渠。汉明帝时，乐浪人王景、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，盖循河沟故渎也。渠成，流注浚仪，故以浚仪县为名。灵帝建宁四年，于敖城西［北］（叠）［垒］石为门，以遏渠口，故世谓之石门。渠东合济水，济与河、渠浑涛东注，至敖山北，渠水至此又兼邲［之］水，即《春秋》晋、楚战于邲。邲又音“汳”，即“汴”字，古人避“反”字，改从“汴”字。渠水又东经荥阳北，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。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，有二广武城，二城相去百余步，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，［而］济（源）［流］自兹乃绝。唯汴渠首受旃然水，谓之鸿渠。东晋太和中，桓温北伐前燕，将通之，不果。义熙十三年，刘裕西征姚秦，复浚此渠，始有湍流奔注，而岸善溃塞，裕更疏凿而漕运焉。隋炀帝大业三年，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（子）［女］百万开汴水，起荥泽入淮千余里，乃为通济渠。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，自山阳［淮］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，水面阔四十步，而后行幸焉。自后天下利于转输。昔孝文时，贾谊言：汉以江淮为奉地，谓鱼、盐、谷、帛，多出东南。至五凤中，耿寿昌奏：故事，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，亦多自此渠漕运。唐初，改通［济渠为广］济渠。开元中，黄门侍郎、平章事裴耀卿言：江淮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，转相输纳于河阴、含嘉、太原等仓。凡三年，运米七百万石，实利涉于此。开元末，河南采访使、汴州刺史齐澣，以江淮漕运经淮水，波涛有沉损，遂浚广济渠下流，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，逾时毕功。既而水流迅急，行旅艰险，寻乃停废，却由旧河。德宗朝，岁漕运江、淮米四十万石，以益关中。时叛将李正己、田悦皆分军守徐州，临渦口，梁崇义阻兵襄、邓，南北漕引皆绝。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，自浚仪西十里，疏其南涯，引流入琵琶沟，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，是秦、汉故道，以官漕久不由此，故填淤不通，若（献）［畎］流培岸，则功用甚寡；又庐、寿之间有水道，而平冈亘其中，曰“鸡鸣山”。佑请疏其两端，皆可通舟。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，则江、湖、黔、岭、蜀、汉之粟，可方舟而（至）［下］。由是白沙趋东关，经庐、寿，浮颍涉蔡，历琵琶沟入汴河，不复经溯淮之险，径于旧路二千里，功寡利博。朝议将行，而徐州顺命，淮路乃通。至国家膺图受命，以大梁四方所氵奏，天下之枢，可以临制四海，故（十）［卜］京邑而定都。汉高帝云：“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。”孝文又云：“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。”即知兵甲在外也。唯有南北军、期门郎、羽林孤儿，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。唐承隋制，置十二卫府兵，皆农夫也。及罢府兵，始置神武、神策为禁军，不过三数万人，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。故禄山犯关，驱市人而战；德宗蒙尘，扈驾四百余骑，兵甲［皆］在郡国。额军存而可举者，除河朔三镇外，太原、青社各十万人，邠宁、宣武各六万人，潞、徐、荆、扬各五万人，襄、宣、寿、镇海各二万人。自余观察、团练据要害之地者，不下万人。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并萃京师，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，比汉、唐京邑，民（数）［庶］十倍。甸服时有水旱，不至艰歉者，有（患）［惠］民、金水、五丈、汴水等四渠，派引脉分，咸会天邑，舳舻相接，赡给公私，所以无匮乏。唯汴水横亘中国，（西）［首］承大河，漕（张）［引］江湖，利尽南海，半天下之财赋，并山泽之百货，悉由此路而进。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，炀帝开甽以奉巡遊，虽数湮废，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，终为国家之用者，其上天之意乎！

真宗景德三年，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达淮，以吕梁之险罢之。

丘氏曰：按汴水入河之故迹，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，而河与汴分流。至晋安时，刘裕伐秦，彭城内史刘遵将水军出石门，自汴入河。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，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。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，经开封府城内，又东合蔡水，东注泗州入于淮。今蔡河湮没，不知所在，而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。今归德、宿州、虹县、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，而河流久绝。所谓入泗达淮者，今无复有矣。是则汉以来漕路，所谓汴船入河者，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，而吕梁之险，未有以之为运道者。惟晋谢玄淝水之役，堰吕梁水以利运漕，盖潴水以渐用耳，非通运也。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，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。由是观之，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，始自我朝，引沁水以入于泗，经二洪下会沂河，至清口以汇于淮，合于河。沁水者，源出山西（泌）［沁］州之绵山，旧自武陟县入于河，随河达海。自河南徙之后，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，经原武、祥符、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，以为今运道云。

论回河。苏辙《论回河》，据《苏辙集》校。

苏辙曰：臣为户部右曹，兼领金、仓二部，任居天下财赋之（掌）［半］，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，日夜忧惶，常虑败事。窃见左藏见缗一月出纳之数，大抵皆五十余万，略无赢余。其他金帛诸物，虽小有羡数，亦不足赖。臣之愚怯，常恐天灾流行，水旱作沴；西羌旅距，边鄙绎骚；河议失当，赋役横起。三者有一，（人）［大］计不支。虽使桑羊、刘晏复生，计无从出矣，而况于臣之驽下乎？今者幸赖二圣慈（生）［仁］恭俭，天地垂贶，诸道秋稼稍复成熟。虽京西、陕西灾旱相接，而一方之患，未为深忧。羌人困穷，旋闻款塞。唯有黄河西［流］议复故道，（争）［事］之经岁，役兵二万人，蓄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。方河朔灾伤困敝之余，而兴必不可成之功，吏民窃叹，劳苦已甚，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。天启圣意，灼知民心，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。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。然尚闻议者（出）［固］执开河分水之策。（观）［虽］权罢大役，而（丘）［兵］工小役竟未肯休。如此，则河北来年之忧，亦与今年何异？今日小吴决口，入地已深，而孙村所开，丈尺有限，不独不能回河，亦必不能分水。况黄河之性，急则通流，缓则淤淀，既无东西皆急之势，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！纵使两河并行，不免各立堤防，其为费耗，又倍今日矣。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故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。（更）［过］也，人皆仰之。朝廷举动，义当如此。今议河失当，知其害人，中道而复，本何所愧？虽使天下知之，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，为之改过不吝。今乃顾惜前议，未肯旷然更张，果于遂非，难于迁善，臣实为朝廷惜之。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，其说有三：其一曰，御河湮灭，失馈运之利；其二曰，恩、冀以北，涨水为害，公私损耗；其三曰，河徙无常，万一自（处）［虏］界入海，边防失备。凡其所以荧惑圣聪，沮难公议，皆以三说借口。夫河决西流，势如建瓴；引之复东，势如登屋。虽使三说可信，亦莫如之何矣。况此三说，皆未必然。臣请得具言之。昔大河在东，御河自（环）［怀］、卫经北京，渐历边郡，馈运既便，商贾通行。今河既西流，御河堙灭，失此大利，谁则不知，天实使然，人力何及。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，则御河有可复之理。今河自小吴北行，占压御河故地。虽使如议者之（议）［意］，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，亦无由复见矣。此御河之说不足听，一也。河之所行，利害相半，夏潦涨溢，浸败秋田，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，此其害也。涨水既去，淤（原）［厚］累尺，粟米之利，比之他田其收十倍。寄居丘冢，以避淫潦，民习其事，不甚告劳，此其利也。今河水在西，势亦如此，远为堤防，不与之争，正得汉贾逊治河之意。比之故道，岁省民夫甚广。而故道已退之地，桑麻千里，赋役全复，为利不赀。安用逆天地之性，移西流之忧，为东流之患哉？此恩、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，二也。河昔在东，自河以西郡县，与虏接境，无山河之限，边臣建为塘水，以捍胡马之冲。今河既西行，则西山一带，胡马可行之地无几矣。其为边防之利，不言可知。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，则海口出虏界中，造舟为梁，便于南牧。臣闻虏中（道）［诸］河，自北南注，以入于海。盖地形北高，河无北徙之道，而海口深浚，势无徙移。臣虽非（日）［目］见，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，［大］略如此，可以遣使按视（圆昼）［图画］而知，（北）［此］河入虏界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，三也。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，则开河分水之说，诚不足复为矣。又，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，河上役兵劳苦无告，尝有数百人持版筑器械，访求都水使者，意极不善，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。盛夏苦役，病死相继，使者恐朝廷知之，皆于垂死放归本郡，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。若今冬寒冻，来岁春暖，就使兴役，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，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罢此役哉？今建议之臣耻于不効，而坚持之于上，左右之臣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，上下胶固，以罔朝廷。其间正言不避权要者，［才］一［二］人耳。然事非本职，亦不敢尽言。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，若复缄（然）［默］，谁（敢）［当］言者！惟断自圣心，尽罢其议，则天下不胜幸甚。

宋神宗熙宁六年，知应天府张方平奏言。此条据张方平《乐全集》卷二十七“论汴河利害事”校。

其略曰：臣窃惟今之京师，古所谓陈留，四冲八达之地，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。洛宅九州之中，表里山河，形胜足恃。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，因而建都。至于石晋，割幽、蓟之地以入契丹，遂与强虏共平原之利。故五代争夺，戎狄乱华（文集作“内侵”），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，本根无所庇也。祖宗受命，规摹毕讲，不远周汉之旧，而梁氏是因岂乐是而处之，势有所不获已者。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，依重师而为国（家）［也］，则是今日之势。国依兵而立，兵以食为命，食以漕运为本，漕运以河渠为（上）［主］。国［家］初浚河渠三道，通京城漕运，自后定立上供年额，汴河（运）［斛斗］六百万石，广济河六十二万石，惠民河六十万石。广济河所运，多是杂色粟豆，但充口食马料。惠民河所运，止给太康、咸平、尉氏等县军粮而已。惟汴河所运，一色粳米，相兼小麦，此乃太仓蓄积也。［实］今［仰］食于官廪者，不惟三军，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，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