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藏 · 诏令奏议
元代奏议集录
34 万字 · 约 16 小时 20 分钟 · 25 / 44
史藏 · 诏令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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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可开白话
曰:「郊血,大飨腥,三献爓,一献孰。」解者曰:「郊,祭天也;大飨,袷祭也;三献社稷五祀也;一献群小祀也。郊不以血,而以孰荐礼之,亵而失之甚者也。」然则,明堂之祭,其不进孰与?曰「圣人亨,以享上帝」。上帝,明堂之称也。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,其义明矣。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,大夫之礼也。用大夫之礼于郊,不可也。用于明堂,近宗庙也。配群祀于郊,非礼矣。明堂,国中也,邑外曰郊,引而近之,其渎莫大焉。尊罍,尚质也,彝以盛郁鬯,郊得以用之也。《记》曰:「黄目郁气之上尊,彝得谓之尊也。」定尊罍于天地,六彝于宗庙,郑氏之说也。开元遵而不用于郊,犹曰以质不以文,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,其不用也则野矣。凡此皆礼仪,文质之异,不可以不辨也。
郊非辛日议
《郊特牲》曰:「郊之祭也,迎长日之至也。」又曰:「郊之用辛也,周之始郊,日以至。」郑玄谓:迎长日者,建卯而画夜分也;三王之郊,一用夏正。其释「周之始郊,日以至」,则谓鲁之始郊日以至,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,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。夫以迎长日为建卯,胡氏非之至矣。三王之郊以寅,则冬至圜丘之祭,是周以冬为春矣。正月正岁,犹曰以子为首,若以冬为春则非矣。盖郊之用辛,言鲁礼也。周之始郊日以至,言周以冬至而郊也。易周为鲁,以附夫臆凿之论,则大有所不可。周为周王,鲁为鲁公,合周鲁为一礼,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?叶梦得氏曰:「以郊为迎长日之至,下言郊之用辛,周之始郊日以至,正以别鲁礼。」郑氏反之,强以建卯为日至,甚矣其好诬也。冬至祭天,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,孟春建寅之郊,盖祈谷之祭。鲁虽得郊,不得同于天子,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,三卜不从,至建寅之月而止。鲁郊殆周祈谷之郊,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。或曰:郊必以辛,周之制与?曰:以至日而祭,则至日非常以辛也。鲁之郊雩皆辛,是用辛,鲁之礼也。然则周郊非辛与?曰:周官祀大神则卜日。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,不吉,始用他日,是有疑于卜也。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,周之始郊日以至,言日至则不容卜,言月至则有卜,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,是定以为不卜日也。《曲礼》曰:「大飨不问卜。」吕大临谓天时阴阳之至,日月素定,故不问卜;若他飨,则问卜矣。或又曰:周之不用辛,有所本与?《召诰》曰「越三日丁巳,用牲于郊」,非辛也;至异日而社,非卜也。《五经异义》、《春秋》公羊说,礼郊及日,皆不卜,常以正月上丁。成王命鲁使卜,从乃郊,故鲁以上辛郊,不敢与天子同也,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。历代之月时不一,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,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,能取二说而裁正之,号为近古,故特表而出之。
北郊议
北郊之名,不见于五经,谓北郊见于《周官》,郑玄之论也,《周官》无北郊之本文。因郑玄谶纬之说,而与《周官》并行者,王莽、刘歆实为之始也。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议,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,始于匡衡,成于王莽,舍其大而议其细,相承谬误,今千七百余年矣,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。夫《周官》圜丘、方丘为奏乐之地,非祭之所。圜丘之辨详矣。郑氏祭地之法有二: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,一也;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,二也。是方丘北郊为二,今合而言之,不知其何所始也。按《大宗伯》之本文,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:曰以血祭,以狸沈。以辜则曰不言祭地,此皆地示,祭地可知。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,谓神在昆仑者。至于《大司乐》之地示,则又曰祭于北郊。郑氏既以方丘、北郊为二,而后人之尊郑者,未尝不以方丘、北郊合而为一。神州谶纬,非之者至矣,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,北郊之无所经见,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。或曰北郊始于匡衡,非王莽自为之说。谨按《汉志》,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;至武帝时,后土犹未立;建始之际,方正南北郊。匡衡、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,援据《礼经》,皆自为损益。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,今《戴记》无北郊之文。陈祥道《礼书》知其说之无所据,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,祀天就阳位,则祭地就阴位,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。夫郊非天不足以言,社非地不足以尽,二者相对,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,谓之郊地,其何所据哉?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,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,沿袭建始之弊,自汉而降,无有知其非者。祀地之为社,详见于后土之议。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,以全古礼之正。或者谓玄璜礼北方,孟冬迎气北郊,古不得而废。愚谓郑氏之言人帝五精帝,于地无预。王肃之攻郑玄,其说虽行于泰始,惜其说犹以郊丘为一。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。驯致今日,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,以承三代之正,罢北郊之谬,其不在兹乎?(录自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十一,《四部丛刊本》,下同)
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状
【(臣)】 猥以非才,备员史馆几二十年。近复进直翰林,仍兼史职,苟度岁月,实为罔功。
伏睹先朝圣训,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,因循未就。推原前代亡国之史,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。若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周五代正史,李延寿《南北史》,房玄龄等《晋书》,或称御撰,或着史臣,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,数百年分裂事志,悉得全备。至宋仿依唐世,爰设官局,以成《唐书》,是则先朝屡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。
卑职生长南方,辽、金旧事,鲜所知闻。中原诸老,家有其书,必能搜罗会粹,以成信史。窃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,当嘉定间,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《宋史》,具有成书;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为秘书著作郎,迁秘书丞,同预史事;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、吏部尚书商,俱以尚书修撰实录。言剪薄弱息,获际圣朝,以继先躅。宋世九朝虽有正史,一时避忌,今已易代,所宜改正。昔司马迁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,遂能成书;刘知几、刘餗、刘赞咸以家世旧闻撰成《史通》、《史例》。辄不自揆,庸用条析,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纪载,悉皆遗缺,亦当着具书目以备采择者。
一、宋太祖实录。旧有两本:一是李昉诸臣所为,太宗屡曾宣索,已有避忌;至真宗咸平再修,王禹偁直书其事,出为黄州。禹偁所著《建隆遗事》,足见深意。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,后实录增入,显是迎合。
一、杜太后金滕之事。赵普因退居洛阳,太宗嫉之。后以此事密奏,太宗大喜,秦王廷美、吴王德昭、秦王德芳,皆繇普以死。今《宋史》普列传无一语及之,李焘作《通鉴长编》亦不敢载。私家作普别传,始言普将死,见廷美坐于侧,与普忿争。其集号《巽岩集》,所宜搜访。
一、天圣三朝正史。纪载多有谬误,盖修史官夏竦所为,吕夷简受成而已,其列传遂以寇准、丁谓同传,所宜改正,若此非一。
一、洪迈作神、哲、徽、钦四朝史,于时高宗在德寿宫,多所避忌,立传亦有芜类,所宜刊削,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。
一、徽宗违盟契丹,童贯复燕城,正史回避,所合改正。
一、徽、钦围城受辱,北行遭幽,正史不载,所有杂书、野史,可备编纂,今具于后: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 靖康传信录》
《孤臣泣血录》 《靖康草史》
《靖康奉使》 《靖康遗录》
《裔夷谋夏录》 《陷燕记》
《南归录》 《靖康录》
《犯阙录》 《伪楚录》
《松漠纪闻》 《伪齐录》
《起戎录》 《痛愤录》
《建炎复辟记》 《己酉航海记》
《建炎扈从录》 《中兴遗史》
一、元符至元佑事,赵鼎虽于绍兴改正,亦有隐讳,今可考证增入者,今具于后:
《邵氏辨诬》 《元佑党籍传》
《尊尧集》 《丁未录》
《符佑本末》
一、宋世九朝,莫详《长编》而可资证援参考,复别有书,今院中《长编》不备,诸书并缺,今具于后:
《续通鉴长编》 《长编纪事本末》
《国纪》 《九朝通略》
《编年备要》 《建隆编》
《隆平集》 《元符诏旨》
《治统类》 《两朝国史纪志》
《东都事略》 《仁皇训典》
《国朝会要》 《续会要》
一、太史公作世表、年表,至秦楚之际复为月表,致意极深。晋代播迁,魏宗勃起,所宜为表,以分年统。时兵火湮厄,南北三史,无所凭依,卒不能就至。欧阳修任史官之责,独能于宰相方镇年月谱系。盖宰相之任匪轻,推年可以考得失,方镇之害最重,因年可以推盛衰,宋朝兴亡繇是可考。目今旧书尚有,而史院无存,今具于后:
《百官公卿表》 《宰辅拜表罢录》
《百族谱》 《麟台旧事》
《宰辅编年》
一、礼乐,历代帝王不相沿袭,自聂崇义作《三礼图》,多有舛误。乐自王朴、李照、胡瑗、范镇,魏汉津、房庶皆有异同。史志所载,止于一时,而诸家所陈,罔有纪载。其乐志止详于乐髓《新经礼书》,若《元丰集议》,未之有载,其书尚在,可备讨论,今具于后:
《开宝通礼》 《开宝通礼义纂》
《分门礼选》 《礼阁新编》
《太常新礼》 《庆历祀仪》
《太常因革礼》 《郊庙奉祀礼文》
《政和五体》 《大飨明堂礼》
《卤簿记》 【本院止有宣和。】 《濮议》
《东向议》
一、兵刑、徭役、漕运、度支,随俗施政,莫敢偏废。赵元昊用兵,保甲、义勇、保马等制,群臣各有议论,王安石以顾役行于河北,司马温公以差役行于东南,各有不便。王安石青苗贷息,大坏极弊,繇是驯致靖康之祸,所宜博采奏议及食货等书,以备作志。
《经济集》 《群臣奏议》
《三司考》 《会计录》
《救荒录》 《刑统》
一、宋翰林视唐尤加清重,有杂书可补志书者:
《金坡遗事》 《翰林杂记》
《续翰林志》
一、地志,宋有成书:
《太平寰宇记》 《皇佑方域图志》
《皇佑地理新书》 《元丰九域志》
一、纂修史传,必当先以实录小传附入,九朝史传仍附行状、墓志、神道碑,以备去取。
《琬琰集》 《诸家文集》
《涑水纪闻》 《邵氏闻见录》
《春明退朝录》 《梦溪笔谈》
《龙川略志》 《归田录》
《续归田录》 《可谈》
《谈丛》 《师友杂志》
《童蒙训》 《晁氏客语》
《清丰懿范》 《韩忠献遗事》
《忠献家传》 《中国春秋》
《欧公本末》 《苏魏公谭训》
《师友谈记》 《王巩闻见录》
《桐阴旧话》 《王沂公笔录》
《张乖言行录》 《胡安定言行录》
《王沂公别录》 《旧闻证误》
《唐介事实》 《范太史遗事》
《邹道卿语录》 《丰清敏遗事》
《文昌杂录》 《杨文公谈苑》
《麈史》 《能改斋漫录》
《石林燕语》 《嘉佑杂志》
《东斋纪事》 《谈圃》
《渑水燕谈》 《避暑录》
《王巩杂录》 《秀水闲居录》
《扫编》 《挥麈录》 【后录、三录。】
《典故辨疑》 《吕氏家塾广记》
一、诸降王当别立传。三朝史所载简略,宜用伪史参照作世家,仿欧阳修《五代史》例。
《十国纪年》 《九国志》
《吴越备史》 《南唐书》
《江南录》 《南唐近事》
《蜀梼杌》 《闽王事》
《江南野史》
一、宋代疆理,北不尽燕城,南不尽交趾,西不尽灵夏,东不尽高丽,宜仿《晋书》载记,各纪其事,当访寻四境关涉诸书。
《高丽图经》 《至道云南录》
《赵元昊西夏事实》 《交趾记》
《丙午录》 《辽金誓书》
《国书本末》 《使辽录》
《西夏事宜》
一、李筠、李重进本非叛臣,实汉、周之忠臣,《宋史》作《叛臣传》所宜改正;韩通亦周忠臣,欧阳修作《五代史》不立韩瞠眼传,议者非之。又如诸方僭窃皆宜立传,《宋史》悉讳,今宜会粹立传。
李顺 方腊 王则 【《甘陵伐叛记》】
赵谂 【有《事实》。】 侬智高 【有《平蛮事迹》。】
一、欧阳修作《唐书历志》悉取一行十议造历之法,见于志书。宋世五朝志,《应天历》、《干元历》、《仪天历》、《崇天历》、《明天历》,亦号详备,独熙宁《奉元历》、经元佑《观元历》、崇宁《占天历》、大观《纪元历》,洪迈作志不能尽纪,所宜访求。历草见于志中,大抵历不差不改,得其造历更改,则后有考,民间通历学者亦有其书,所宜搜访。
一、神宗元丰以前,官制似唐,亦有增损;元丰以后,官阶勋爵分为二途,史志虽详,难便检阅。
《官制新典》 《官制旧典》
《官制通考》
一、艺文志,自元丰后,该载未尽,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。旧制进呈者入书目,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,分类补入。
自惟志学之岁,宋科举已废,遂得专意宋史,亦尝分汇杂书、文集及本传、语录,以次分别。不幸城西火,旧书尽毁,然而家世旧闻,耳受目睹,犹能记忆。或者谓国亡史不宜修,南方鄙儒,讵敢置论,年齿衰迈,分宜归老田里,旷官縻职,实为罔功,而区区素蕴,亦蕲别白,以称朝廷奖拔之厚。凡所具遗书,散在东南,日就湮落,或得搜访,或得给笔札传录,庶能成书,以备一代之史。谨呈翰林国史院。谨状。(录自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十一)
国学议
成周国学之制,略于《大司乐》,其遗礼可法者见于《文王世子》,三代而上,详莫得而闻焉。汉武表章六经,兴太学,至后汉为尤甚。唐制微附益之,而其制愈加详密,今可考也。宋朝承唐之旧,而国学之制日堕。至于绍兴,国学盖废,虽名三学,而国学非真国子矣。夫所谓三舍法者,崇宁、宣和之弊也,至秦桧而复增之,月书季考又甚。夫唐明经帖括之弊,唐杨绾尝曰:「进士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,明经但记帖括投牒自举,非仄席待贤之意。」宋之末造类不出此。
今科举既废,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冑子之古意,傥得如唐制,五经各立博士,俾之专治一经,互为问难,以尽其意。至于当世之要务,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,如礼乐、刑政、兵农、漕运、河渠等事,亦朝夕讲习,庶足以见经济之实。
往者朱熹议贡举法,亦欲以经说会粹,如《诗》则郑氏、欧阳氏、王氏、吕氏,《书》则孔氏、苏氏、吴氏、叶氏之类。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。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,唇腐舌弊,止于《四书》之注,故凡刑狱、簿书、金谷、户口靡密出入,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,清谈危坐,卒至国亡而莫可救。
近者江南学校教法,止于《四书》,髫诸生,相师成风,字义精熟,蔑有遗忌,一有诘难,则茫然不能以对,又近于宋世之末尚。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,于是大言以盖之。议礼止于诚敬,言乐止于中和。其不涉史者,谓自汉而下皆霸道。其不能词章也,谓之玩物丧志。又于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,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。功业之成,何所不可,殊不知通达之深者,必悉天下之利害,灌膏养根,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。又古者教法,春夏学干戈,秋冬学羽钥,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,非若今所谓《四书》而止。儒者博而寡要,故世尝以儒诟诮。由国学而化成于天下,将见儒者之用不可胜尽,儒何能以病于世。(录自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百十五)
郑介夫
上奏一纲二十目 【篇名系编者所加。】
钦惟圣朝布威敷德,临简御宽,极地际天,罔不臣服,混一之盛,旷古所无。三代以降,自周至今二千年间,得大一统者,惟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而已。秦、晋、隋以贻谋不远,旋踵败亡;汉、唐虽传数十世,其间又乱日常多,治日常少。古今一统其难如此;而能保于长且久者,又难如此。毋谓四海已合,民生已泰,可以安意肆志,而不思否泰相因,离合相仍,大有可忧可虑者存也。
昔贾谊当汉文宴安之时,犹为之痛哭,为之流涕,为之长太息。方今之势,恐更甚焉。安得如谊者复生,为朝廷画久安长治之策?今观朝廷之上,大臣则悠悠然,持禄而顾望;小臣则惴惴然,畏惧而偷生。含糊苟且,以求自全之计;玩岁愒月,以希迁转之阶。谁肯奋不顾身,出为百姓分忧者?然或有之,又招疑速谤,不能自容于时矣。
都堂总朝廷之枢柄,谓宜立经陈纪,为万世法程,进贤退不肖,殖邦家根本。制礼作乐,以黼黻皇猷;崇文兴义,以变移风俗,当今之急务也。卯聚酉散,因循度日,案牍纷填,剖不暇,间或举行一二,下侵有司,又皆不急之细事,殊欠经远之宏规。台察乃朝廷之耳目,振刷风采,修立纪纲,错举枉直,扶弱抑强,职分之宜然也。民冤载路,十词九退,贿赂充斥,掩耳不闻,纵豺狼之肆暴,取狐鼠以塞责,谩膺搏击之名,殊乏风宪之体。六部乃朝廷之手足,宜思官尽其职,职尽其事可也。言乎吏,则铨衡之无法;言乎礼,则文逊之不兴;言乎刑,则奸慝之滋甚;言乎户,则赋役之未均;言乎兵,则运掉之无方;言乎工,则规画之不一。使贾生身今之时,目今之事,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,又何如其长太息也!高见远识之士,虽以斧钺在前,刀锯在后,其能自已于言乎?数年以来,固有指陈事实,倾吐忠蕴者矣,虽措辞不无纯疵,言事各有锐钝,中间岂无一事可行,一语可采者?往往堆案盈几,略不省察,类皆送部,置架阁库而已。闻者扼腕,谁肯为言?于是忠直退,谀佞兴,或陈说田土以要利,或进献珍奇以希赏,或赋述大都,颂称一统,而得官升职,是皆无益于理乱,所当类入架阁者也,而反获嘉宾优容之厚□。□张齐贤以洛阳布衣,太祖引见赐食,谓不如是,则上无以推纳谏之诚,下无以作敢言之气也。今朝廷合奏之事,委积满前,动是浃旬半载不得闻奏,而得奏事者,又仅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数人而已。言官诤士,莫得一,清光所陈,无问可否,若抑而不奏,则终为废纸。或事有紧切合从便宜者,必待送拟完议,宛转迟误,久而不,则遂至干休。上意不得下达,下情不得上通,万机之来,何由尽知?此古今之通患,有国之大戒也。
介夫幼勤于学,长习于吏,备员儒泮,偃蹇无成,侍直禁垣,有年于此。田野之艰难,朝廷之利害,尝历既久,靡不悉知。胸中抱负,颇异凡庸。虽近权门,不善造请,故碌碌无闻,少有知者。欲缄默无言,则上负明时,下负所学。纵瞋目张胆,罗缕自陈,则不免束之高阁,否为刀笔吏覆酱瓿而已。古语有曰:「樵夫之言,圣人择焉。」又曰:「愚者千虑,必有一得。」或冀一言见听,可为涓涘之助云尔。如言而足取,则施之时政,必有所裨;言无可采,亦宜恕其狂僭,以来谏诤之路。辄以所见,列为一纲二十目,条陈于后。谨投中书省御史台以闻,仰干宸听,臣无任瞻天望圣,激切屏营之至。
一、储嗣
储嗣一事,最为当今急务。自三代殷周以来,人君即位之初,必先定储嗣,所以示根本之固,杜觊觎之心也。昔汉高帝欲易太子,叔孙通谏曰:「太子,天下本。本一摇,天下震动。」汉文帝即位三月,他事未暇议,有司请早建太子,曰:「豫建太子,所以重宗庙社稷,不忘天下也。」唐太宗尝谓侍臣曰:「方今国家何事最急?」褚遂良进曰:「今四海无虞,太子诸王宜有定分,最急。」可谓明治乱之原,知国家之体矣。
钦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,德业方隆,亿万斯年,正当发轫之初。而拳拳愚忠,首陈储建,则似乎不急不切。然揆古度今,未有如兹事之急且切也。朝廷之上,不知为古今常行之故实,往往视为希世之旷典,虽心知其事之必不可缓,相与钳口结舌,莫敢发言,此爱君忧国者重为之寒心也。今皇太子天性聪明,嫡而居长,神人协赞,朝野归心,宜早建储宫,正名定号,所以尊崇宗社,所以培埴国本,所以镇安天下,圣朝万世不拔之基,实系于此。昔齐桓五子争立,而霸业遂微;晋献谗废申生,至国随机数十年;始皇以扶苏不定,致使灭宗;惠帝以继子不明,几至易姓。自后由此而败亡者,不可胜计。草茅之士,犹不能忘情,而秉钧当轴之臣,略不及此,何邪?贾谊曰:「天下之命,悬于太子。」太子之善,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。夫心未滥而先谕教,则化易成也。皇太子嗜欲未开,心术未定,宜选择端人正士以傅翼之,与之居处出入,教以汉儿文书,使通古今治乱之成,明君子小人之情伪,所谓教得而太子正,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今民家有十产之资,便欲延师训子,为持盈守成之计,孰谓善谋国家者,不如一家之谋邪?古者建东宫,立太子,将以表异示尊,定民志,非泛然之美称也。
同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