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信录

，召公亦作《召诰》以勉成王矣，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，乃人情之常，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；初不必於《经》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。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，但史逸之耳。故今於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诸家之言概不载。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《周公相成王篇》中。

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！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败！召伯所憩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！召伯所说。”（《诗召南》）

【附录】“武子之德在民，如周人之思以焉；爱其甘棠，况其子乎！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）

○召穆公

宣王之中兴，召穆公之功为大，故特录之。

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：‘常棣之华，鄂不кк；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’其四章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）

△《周语》以《常棣篇》为周文公作之非

《周语》云：“周文公之诗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”卫宏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常棣》燕兄弟也。闵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《常棣》焉。”其说皆与《春秋传》异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“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”。杜氏、林氏注《左传》，遂亦沿其说云：“周公作诗，召公歌之；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，盖乐章久废，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。”余按：“作”也者，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，故曰“述而不作”。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，则文当云“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《常棣》焉”，不当云“作诗”也。周公之事，此传前文言之矣，曰：“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。”若此诗果周公所作，则文当云“封建亲戚以蕃屏周，而作《常棣》焉，其词云云。”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，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。且其诗云：“死丧之威，兄弟孔怀。”又云：“丧乱既平，既安且宁。”皆似中衰之後，不类初定鼎时语。况作乱者，管、蔡兄弟也，以殷畔者，管、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，而此诗反云“兄弟急难，良朋永叹”，“兄弟外御其侮，良朋也无戎”，语语与其事相反，何邪？若周公果因闵管、蔡而作此诗，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，使陷於大戾；不然，则述管、蔡之间王室以为兄弟戒，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，使天下勤王之贤侯，从征之义士，闻之而投戈太息也。盖此传後文云：“周之有懿德也，犹曰‘莫如兄弟’，故封建之；其怀柔天下也，犹惧有外侮，御侮者莫如亲亲，故以亲屏周。召穆公亦云。”撰《周语》者误会其意，遂疑“莫如兄弟”“外御其侮”之句为周公之所作；撰《诗序》者又为《国语》所误，因臆度之而遂以管、蔡之事当之耳。不知所谓曰“莫如兄弟”者，但谓其意如此，其言如此，非谓其诗如此也；所谓“惧有外侮”者，但言其心惧有外侮，非必作诗言“外御其侮”然後得为惧也；周公之意，召公之诗，如合符节，故云“召穆公亦云”，非以歌周公之诗为“亦云”也。所以郑、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。白韦氏、杜氏曲护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之失，於是《传》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，巧辞强说，百计以属之周公；虽以朱子之最不信《序》，亦从而附和之，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《诗》之人，亦可为之长太息矣，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：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既与《左传》不同，《左传》果是则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必非，《周语》、《诗序》果是则《左传》必非。周则周，召则召，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。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，委曲展转以求两全，而卒不可通，其亦拙矣！故今从《左传》载之。此说并见《正录》中《六月》、《出车》条下。

“肃肃谢功，召伯营之。烈烈征师，召伯成之。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，召伯有成，王心则宁！”（《诗小雅》）

△《黍苗篇》之称美

宣王封申之功，具在《崧高》一诗，已摘录之於《宣王篇》中矣。此篇专美召公，故录於此。

“‘尔圭瓒，鬯一卣。告于文人？锡山土田。于周受命，自召祖命。’虎拜稽首：‘天子万年！’”（《诗大雅》）

△《江汉篇》之受赐

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、汉之事，乃国家大政，故摘录之於《宣王篇》中。後三章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。

○卫武公

西周之世，诸侯贤者莫如武公，且武公亦似为王卿士者，故特录之。

“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，犹箴警於国曰：‘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，苟在朝者，无谓我老耄而舍我；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！’……在舆有旅贲之规，位宁有官师之典，倚几有诵训之谏，居寝有亵御之箴，临事有瞽史之导，宴居有师工之诵。……於是乎作《懿戒》以自警也（原注，“懿”读曰“抑”。）及其没也，谓之睿圣武公。”（《楚语》）

【存参】“《柏舟》，共姜自誓也。卫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义；父母欲夺而嫁之，誓而弗许，故作是诗以绝之。”（《诗序》）

【附论】“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於周乐。为之歌《邶》、《》、《卫》，曰：‘美哉！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’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）

△《史记》载袭杀共伯事之非

《史记卫康叔世家》云：“侯卒，太子共伯馀立。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；共伯入侯羡自杀。卫人立和为侯，是为武公。”司马贞《索隐》云：“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；《国语》称武公年九十五，犹箴诫於国，恭恪於朝，作《抑》自警，至於没身，谓之睿圣。《诗》著卫世子共伯早卒，不云被杀。若武公杀兄而代立，岂可为训，而形之於国史乎！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。”其论当矣。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，不必以其弑君为讳，反若真有其事，《索隐》之言为非是者。余按：乐以象德，故曰“见其乐而知其德”；若武公弑兄自立，大本失矣，其乐复何足观，而季札让国之贤，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。逆取顺守，以结民心，世有之矣，然必无称以“睿圣”者；苟非丧心病狂，何至加此不情之名！倚相引此以讥史老，史老其无词乎！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。《毛诗》诸序固不能无附会，然以其说与《史记》互较之，《柏舟》在《风》之首，《墙茨》之前，其世近是也；“我仪我特”之称，“之死靡他”之语，其事亦近是也。回环讽诵，但有以死自守之心，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；以为早卒而非被弑，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’”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；而《卫世家》乃采世俗之说，谓周公以《康诰》命康叔，谓顷侯赂周夷王，命为卫侯；其前文既与《经》剌谬如是，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。由是言之，共伯之死当从《诗序》，不当从《史记》，断断然矣。《索隐》之说是也。又按“髦”者，子事父母之饰，父亡则脱左髦，母亡则脱右髦；今云“{髟}彼两髦”，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。父母犹存，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。乃孔氏《诗正义》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，呜乎，但欲曲全前人之说，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，吾诚不知其何心也！故今复申《索隐》之意而详辫之。

【存参】“《淇奥》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听其规谏，以礼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是诗也。”（《诗序》）

△入相事或可信

按：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，《序》说近是。至称“入相于周”，虽无左证，然《宾筵》与《抑》二诗皆列于《雅》，则理亦或有之。故列之于存参。

【存参】“《宾之初筵》，卫武公饮酒悔过也。”（《後汉书注》）

△《宾筵》非刺王

按《宾筵》诗意、与《抑》略相类，重在饮酒耳。此说近是。至《诗序》以为“刺王”，则篇中未见此意。故舍彼而采此。

△平戎事来可信

《史记》，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；武公四十二年，犬戎杀周幽王，武公将兵佐周，平戎有功。余按：《大雅》篇次无颠倒者；而《抑》在《桑柔汉》之前，故《序》以为厉王时诗。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，则非立於宣王之世，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。恐《史记》有误也。观《史记》於齐威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（说见《孟子事实录》中），则此年世宁可深信。故今不敢辄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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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洙泗考信录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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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序

孔子为万世师；其道载於《六经》，而其行事则《史记世家》外，《家语》、《孔丛》诸书皆有所记述。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，何有於馀子！孟子曰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！是以论其世也，是‘尚友’也。”夫尚友者且当如是，而况乎万世之师！当孔子时，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，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。及乎战国，异端竞起，阳尊之而阴诋之，依附会，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。二千年来，展转相传，真伪杂出，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，而沿袭既久，未能粲然旷然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，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，事苟滋疑，道因而晦，考信之功曷可少乎！

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，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，於上古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事皆录而辨之，题曰“考信”。而孔子之事别为《洙泗考信录》四卷，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。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。越十馀年，东壁覆加审定，欲重刻之，未就而卒。介存之官太谷，就东壁家求得之；甫刻其三代考信录，而以忧去官，《洙泗》一录未及付梓。孔生广沅，介存之门人也，行谊最笃，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；请序於予，为予尝序其《三代考信录》也。

自孔子设教洙、泗之间，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，遭秦历汉，师承不绝。晋氏永嘉丧乱，古学遂湮。唐、宋以来，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，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，议论驰骋而无根，洙、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。崔东壁曰：“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，不能考其先後，辨其真伪，伪学乱经而不知，邪说诬圣而不觉，是亦圣道之一憾也。”此其著录之大指也。

孔生师介存，介存师东壁，皆能不负所传，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？介存归里，孔生复从予游，为予与介存少同学，长同游也。然则是书之传，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！

嘉庆戊寅岁，九月，望日，浪穹王崧（旧名藩）乐山撰。

●自序

（刚案：原本无此序。今依《三代考信录》例，由《提要》下卷录出置此。）

《唐虞三代》诸录之後，何为继之以《洙泗》也？曰：二帝、三王、孔子之事，一也；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。是故，二帝以德洽天下，三王以礼治天下，孔子以学治天下。

尧、舜以圣人履帝位，故得布其德於当世，命官熙续，以安百姓而奠万邦，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。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。

禹、汤、文、武虽亦皆有圣德，然有天下至数百年，其後王不必皆有德，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。故启贤，能承继禹之道，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；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则伊尹放之於桐。《传》曰：“周礼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”故三王之家天下也，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；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，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。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。

夏之礼将敝也，汤起而维之。商之礼将敝也，文王起而维之。至周之衰，礼亦敝矣，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。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，以德则无所施，以礼则无所著，不得已而订正《六经》，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。是以孔子既没，杨、墨并起，非尧、舜，薄汤、武，天下尽迷於邪说，及至於秦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坑儒士，尽灭先王之法，然而齐、鲁之间独重学，尚能述二帝、三王之事。汉兴，访求遗经，表章圣学，天下咸知诵法孔子，以故帝、王之道得以不坠，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，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。假使无孔子以承帝、王之後，则当杨、墨肆行之後，秦火之馀，帝、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！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。

是以《孟子》、《几希》诸章述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，《好辩章》叙禹、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。韩子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。”二帝、三王之与孔子，无二道也。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，经即其史，史即今所谓经者也。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，穷达一致，由是经史始分。其叙唐、虞、三代事者，务广为纪载，博采旁搜，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。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，殚心於心性之空谈，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。其尤剌谬者，叙道统以孔子为始，若孔子自为一道者。岂知孔子固别无道，孔子之道即二帝、三王之道也！故曰：“仲尼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”；又曰：“文、武未坠於地，夫子焉不学。”假使孔子别有一道，则亦何异於杨、墨、佛氏，而独当尊信之乎！

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，考而辨之，以继二帝、三王之後云。

●卷一

△定本自识

初，余为《洙泗考信录》既成，尚未敢以自信。壬子秋，偶携至京师，遇石屏陈履和，见而钞之。既而履和随任江西，余亦选得闽之罗源，履和遂於南昌授梓，寄至罗源。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，与初本不同。既归河北，山居无事，乃复益加删改，录为定本。以贫，未及梓也。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，故特志其首尾，弁於简端。庚午二月，述自识。

○原始

“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。”（事在春秋前，文在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）

“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，三命兹益共，故其鼎铭云：‘一命而偻；再命而伛；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。亦莫余敢侮。饣於是，鬻於是，以糊余口。’”（同上）

【备览】“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（《鲁语》）

按：《国语》皆後人所撰，往往失实；此虽无害於理，然难竟信，故别之以备览。後凡称“备览”者并仿此。

“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。”（《左传》隐公三年）

“春王正月戊申，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。”（《春秋》桓公二年）

【存疑】“宋殇公立，十年十一战，民不堪命。孔父嘉为司马，督为大宰，故因民之不堪命，先宣言曰：‘司马则然。’已杀孔父而弑殇公，召庄公於郑而立之。”（《左传》桓公二年）

【存疑】“督将弑殇公，孔父生而存，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，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。殇公知孔父死，己必死，趋而救之；皆死焉。”（《公羊传》桓公二年）

△孔父先死之臆度

按：孔父之死，《经》但书气“及”，与仇牧、荀息同，而《三传》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。梁氏曰：“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？臣既死君，不忍称其名。”夫《春秋》之策，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，曰“华孙”，曰“司马”“司城”者比比也，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！而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，正色立朝，其论甚美；即督之宣言，亦近人情。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，恐不足为据也。故附次於《经》以俟考焉。至於左氏“目逆”之说，荒谬已甚，故今不录，仍别为辨於左：

△辨目逆之说

《左氏》“目逆”之说，《二传》无之。余按：古者妇人车必有帷；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，况卿之内子乎！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！齐庆克诈为妇人，蒙衣乘辇而入於闳，晋士モ、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，卫世子蒯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，称姻妾以告，皆恐人之见之也。是古者妇人之出，人不能见，明甚；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！此诬古人之大者，且不近情理之尤者，余不敢信。

【备览】“防叔生伯夏；伯夏生叔梁纥。”（《史记孔子世家》）

按此文或有所本，未敢决其必不然。然《史记》之诬者十七八，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，亦未敢决其必然。故附次於备览。

△《家语》世次不可信

《家语本姓解》云：“弗父何生宋父周；周生世子胜；胜生正考父；考父生孔父嘉；孔父生木金父；金父生夷；夷生防叔；避华氏之祸而奔鲁；防叔生伯夏；伯夏生叔梁纥。”余按：鄹叔以前，见於《春秋传》者仅弗父何、正考父、孔父嘉三世，见於《史记世家》者仅防叔、伯夏二世；此外皆不见於传记。《史记》之言余犹不敢尽信，况《史记》之所不言者乎！且孔父为华督所杀，其子避祸奔鲁，可也；防叔，其曾孙也，其世当在宋襄、成间，於时华氏稍衰，初无构乱之事，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！《家语》一书本後人所伪撰，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：如《相鲁篇》采之於《春秋传》、《史记》，《辨物篇》采之於《春秋传》、《国语》，《哀公问政》、《儒行》两篇采之於《戴记曲礼》，《子贡》、《子夏》、《公西赤问》等篇采之於《戴记》、《春秋传》；以至《庄》、《列》、《说苑》、谶纬之书无不采，未有一篇无所本者。然取所采之书与《家语》比而观之，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，辞必浅陋，远不如其本书，甚或失其本来之旨，其为剿袭显而可按。而世不察，以为孔氏遗书，亦已惑矣！《汉书艺文志》云：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。”师古曰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，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，显然可见。且《家语》在汉已显於世，列於《七略》，以康成之博学，岂容不见，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！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。其序文浅语夸，亦未必果出於肃，就令果出於肃，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。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《家语》者概不敢录，宁过而阙，不敢过而诬也。後并仿此。

“Τ阳人启门，诸侯之士门焉，县门发，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。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十年）

“高厚围臧纥於防。师自阳关逆臧孙，至於旅松。鄹叔纥、臧畴、臧贾帅甲三百，宵犯齐师，运之而复。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十七年）

按：鄹叔纥，《史记》作叔梁纥。《左传》近古而文义亦顺。鄹，鲁邑；叔，其字；纥，其名：犹云卫叔封、申叔时也。《史记》之文未知所本，当从《左传》称鄹叔纥为正。

△辨颜父商婿之说

《家语本姓解》云：“叔梁纥娶於鲁之施氏，生女九人，无男。其妾生孟皮，病足。乃求婚於颜氏。颜父问三女（云云），二女莫对；征在进曰：‘从父所制，将何问焉！’遂以妻之。”余按：孔子之母名见於《戴记檀弓篇》，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於《史记孔子世家》；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。《檀弓》、《世家》之谬不可累举，此文其可信乎！至於所载颜父之言，浅陋鄙俗，不复成语。遍览《春秋传》中，亦从未有因长疑婚，与女商婿者。其事其言皆非当日之所宜有，其为臆撰无疑。故今不录，虽名氏亦缺之，以昭慎重。《檀弓》、《世家》之谬详见後各条下。

“冬十月，庚子，孔子生。”（《梁传》襄公二十有一年）

△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

《公羊》、梁两传记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；而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冬十有一月，庚子，孔子生。”与《梁》年同而月异。《史记孔子世家》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，後於《春秋传》者一年。余按：《春秋》后阝、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，而《孔子世家》在十三年，是《史记》之年证之孔子所书而不合也。《鲁世家》及《年表》，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，而《孔子世家》在十四年，是《史记》之年即证之其所自为之书而亦不合也。故今从《春秋传》。鲁襄公之二十有一年，则周灵王之二十年己酉也。又按，《春秋》是年“冬十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”，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。既无闰月则十一日中不得复有庚子，故今从《梁》。周正之冬十月，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。

△《孔庭纂要》记孔子生日之非

《孔庭纂要》云：“鲁襄公二十二年，冬十月，庚子日，先圣生；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。”余按：“十月庚子”之文本之《梁传》，在襄二十一年，非二十二年也。二十一年十月庚子，则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。以为二十二年生者，《史记世家》文耳；《世家》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。以粱氏为不可信乎，则“十月庚子”之文不必采矣。以粱氏为可信乎，则固二十一年生也，何得又从《世家》改为二十二年！以《世家》之年冠《梁》之月日，方底圆盖，进退皆无所据。然而世咸信之，余未知其为何说也！

△辨麟吐玉书之说

伏侯《古今注》云：“孔子生之夜，有二苍龙自天而下；有五老列於庭；有麟吐玉书於阙里，云：‘水精之子，继商、周而素王出，故苍龙绕室，五星降庭’（云云）。”余按：麟所以为瑞者，以其至仁，非能通神而作怪也，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！麟虽瑞物亦胎生也；书者，人之所为，非天地所能生，麟亦不能自为书也，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！西狩获麟，《春秋》志之矣；孔子生时果有麟至，乃真祥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