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说

，则为君者有潜损之威，是亦主威之替也。人君何赖焉？若使同为诸侯，共事天子，则无此敝习矣。

泽宫

士不可不用，尤不可不养也。天下既定，人主立法养之，养之数年而后可用。不能素养而遽用之，所得当皆奔竞浮华，而称职者少，大任者尤少也。且立法不善，日趋浅薄矫伪，人心风俗不出数年遂可大壤，国家虽有纪纲，莫能维持。故议贡举者不可苟且立法，行贡举者不可苟且得士，其要在士子所习之业，不可苟且求售也。义理精通者，天下贤士也；学问优裕者，天下名士也。造就人才，必从一乡一邑中择学识雅正、心术端方之士以教乡之子弟，其人立教亦以修饬人品、开广器识为务，使贤士居前，名士居后，而后人才可劝。盖为圣为贤，原非俗儒所能授受，又岂应试文字所能兼收？若不必人品器识为先，徒使俗师授以末学，师儒之官应副文书提举学校之职，数年一试，邈不相关人性几何，其能堪此更番迭出，凿削根本乎？董子所云，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，是王道往往而绝，其积渐固由此也。夫科举之业，亦不能妨为学之功，不善用之，适足害为学之志。夫经义者，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，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观士之心术者也。因文字知心术，因心术观事业，经义益精，道德亦富，事业亦伟，故曰与为学之功不相妨也。所以相妨者，以试官为仪的，卷牍为弓矢，一发相值，志满意得，顾视旧学，不啻虚器，自此以后，一生所务，皆在利禄显荣而不及事业。此何故哉？向来急于射策之念，结乎胎骨，不可湔浣，所以大有害于为学之志也。人主之心，果知贤才之生，天所以安定国家，当吾世用之。宗社生民，有所托命，则求贤之志出于至诚，选举之法务求尽善，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竞不与。应举之人自重其身，以天所笃生自期，不侥幸名利；考试之官亦尽心择士，不以市恩殖货两念夺衡鉴之明也。若谓一代之初，不可无法以系属天下，姑以选举为縻，使天下踊跃奔走，求吾录用。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，则此求贤之心不出于至诚，故所行之法，一切卤莽，人之应之，亦不以安天下国家为志，各务利禄进取，营私背公，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贤，妄谓所举之士即功名富贵属焉，冀厥身厥子孙皆责其报，如樊鯈所云，率取少年能报恩者，耆宿老儒有意不录。所以奔走贩卖，非法所能禁也。故得其法者，选举虽少，贤才遗佚亦少；不得法者，所举虽多，贤才遗佚更多。皆由君臣上下，未尝敬慎其事也。汉高帝曰，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。万世而下，犹恨此语未纯，而况苟且牢笼之意乎？

征聘

尊礼高贤，是初定天下第一节目，虽朝指未逮，有司以意行之，亦可宣朝政之仁声也。任延任会稽，聘请严子陵等，待以师友之礼。至于龙坵苌则曰，都尉洒埽其门，犹惧辱焉。修书致药，吏使相望于道。盖立国之初，必得宿儒耆德长厚君子用之，规模乃能长久。贤者不必速仕，好贤者不必骤谐，物色求之，久乃相值，所谓聚精会神，契合弥章。若伯牙操●钟，逢门子弯乌号，有自然之感也。明太祖初基，不必尽用军前幕僚，每下郡邑，急征贤士为守令。故治民之官，莫非端士。天下既定，此辈计其功阀，亦皆布列上位，处表率之任，为后来典型，而功效绵延矣。最善者，停科举十余年，专以延访为务。故山砠水涯，翘车之招，先后累毂而至，虽进退不同，而其才足用，其志可则，要皆有益于世。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，不惟鸿飞冥冥，莫可羁致，展转数年，其人已老，虽安车驷马，征四皓于商山，而精力既竭，无可驱策矣。若夫功名之士，无时无之，养育既久，然后立法收罗，何患无人？岂开国急务乎？且科举既设，即当立法防奸，故有糊名、易书、藩棘、露索诸事。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，非圣明求贤盛事也。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，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。迨十余年后，在野耆耇求之已尽，人主经明行修、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、深入学者之心，父兄之教不令而习，子弟之职不谋而同，莫不出于笃宾深厚，光明俊伟，内融外洽，识定气充，竞心忒志，销释殆尽，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，若榛楛之济济也。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，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？征聘贡举，要皆有公有私，然而征聘之法，私则有害，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、有识有守、知进知退之士，所益甚大。不若贡举者，私之为害不待言，即矢公矢慎，要皆较量文字之业，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，以此权之，征聘为优。明太祖迟迟贡举，最为得法，近三百年矣，人材往往闲出，士风不甚大坏，其所由来者善也。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，此三代法也。欲有司所举皆贤，必非赏罚所能致。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，使所欲有甚于赏，则不同乎世俗之欲；所恶有甚于罚，则不同乎世俗之恶。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，皆慎选举，此必有不赏而劝、不罚而毖者矣。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謏闻之陋，亦空言也。自有制科以来，清华之选何尝无人？核实求之足矣，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？

纳谏

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后可知天下之事，言之至于君侧者少，则知之达于幽隐者稀。故人君之道，当推诚以示物，举善以为类。知其为谠人，虽词涉激讦，亦当容之；知其为佞人，虽其术以渐而至，当蚤杜之。色霁于谠直，罚先于佞谀，则推诚举类在其中矣。谏者举先王之制以陈戒后王，人君受所谏之言以省察愆谬，天下之人所赖以遂其生也，否则必有兵革之乱、权奸之祸。故取泰于否，易昏以明，必于听言得之。盖臣民之言未有无所见而妄发者，必其虑诸心而以为诚然者也。史鱼既没，余忠末讫，委柩后寝，以尸达诚；汲黯居外思内，发愤舒忧，遗言李息以儆君侧之慝；刘向依兴古事，悼己及类，着疾谗擿要救危及世之书，尝显讼宗室，讥刺王氏，其言痛切，发于至诚；谷永为北地太守，越郡吏之职，陈累年之忧，所谓忠臣事上，志在过厚，远不违君，死不忘国者也。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，听之熟则不怒，习之久则不拒，然后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天下所由以治也。然人君之道，不惟当听有言之言，又当听无言之言。盖无言之言，天下之大利害，人主之大得失也。以疏远之臣斥旁侧之奸与君身之失，非无言之言孰敢直陈，非无言之听孰能详察乎？右尹子革诵祈招之诗以止灵王之猎，公仲进三贤士而歌者之田自罢，皆无言之言也。王章奏王凰之罪，举三事为征，以为皆帝所见，足以知其余。及他所不见者，欲其有无言之听、不闻之察也。故曰，臣之忠也，主所道也；言之直也，主所养也。人主有不言之听，则奸佞绝迹矣。不然者，一人得罪，举世杜口，匹夫传谤，率土离心。正直之气一馁，不肖之舌必张。向之用以击奸者，后乃因以翼奸，天下事可胜言哉？若夫亲狎之人，尤不可居谏职，恐臣言虽挚，主听常藐。宫之奇少长于君，君常慢易之，亦交臂失之矣。

进谏

人臣进说，当知轻重缓急。朝廷之上事类甚多，小大先后当有明辨。不可以小事掩大事，不可以后事闲前事。凡必小掩大、以后闲前者，皆欲避敌而徇私也。杜钦云，万事之是非何足尽言？谷永曰，背可惧之大异，问不急之常谈，废敬天之至意，角无用之虚文。二人之言，最中末世言路之病。草草结谏争之局，而天?下大害匿而不奏，人主无由周知。后世谏章往往可焚者，皆坐此也。夫古人谏疏讲说典制居多，后人谏疏筹度利害居多，盖后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。然而利害止及一事，彼此不能相通。若申明典制，使人君知先王之法，然后一身之私欲可潜，制其微渺，为利更大。而后世莫及，奈之何哉？至于进退之义，所以行道三谏不从，道之不行可知，从而去之，申贤者之志，免素餐之耻，亦辟内难不辟外难之义也。

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。叔孙通谏易太子，称引晋之乱、秦之亡，此正理也。高祖虽不听，然有此段正理入于耳而存于心，自尔删除不去，故留侯等奇策可入。若不闻正论，专用奇策，恐戚夫人之党从旁攻讦，谓其招来诡异、欺君要君，属有鬼神助之，以滋其凶慝，不惟坚高帝不从之心，且缘此而兴大狱者有矣。所以孔道辅邹志完皆不可谓无益于事而独诵留侯奇策为可尚也。凡好权略、废正论者，吾恐不足定大事也。

光武称郅恽恕己量主之语，先儒极论其失，大启人臣不肎责难陈善，以贼其君之罪。此论理之言也，愚谓人主盛怒之下，不稍有以杀其怒，恐激而为祸，株连蔓延，害及万家。则抗直之士，虽徇以微躯而无及。故曰赵高之乱，正先趣之，亦君子所当戒也。郅恽之言，良有合于讽谏之旨，厥后光武恩礼郭氏，不见隆薄衰替之迹，且保全东海，无庞凉冬杀金寒玦离之祸，不必不由此时一言之感悟也。若班伯画屏之对，有体有术，可为人臣应对之准。仓卒得之，尤为不易，平日学问真纯，故言词温文，又非郅恽比也。

泄冶之谏，固人臣之职，孔子以为不得同于比干，此何义乎？盖人臣所当谏者，事关宗社。国有存亡之分，君德偶乖，当有悔悟之萌。存亡则身不可去，悔悟则几不可失，于此塞默，非委贽之义，虽以谏而死，犹冀君之一悟、事之速改也。陈灵公情色所惑，锢蔽已深，非忠言可救。且秽乱之迹见于朝端，非一朝可居。为之臣者，因当辞宠于乱朝，洁身于秽廷，乃欲以区区直言尝试斧钺，进非致主之节，退失藏身之智，所以君子不贵，谓之死而无益也。

●卷四之中

行道

人臣以道事君，道同则泰交日固。以行道为职，道行则职业皆举。唐虞五臣，各举一事，皆参赞化育之人也。是以君臣之闲，当有自然相须、休戚一体之义，所以谓之大伦。若但和禄相市，祸福相御，有将顺而无匡救，有近虑而无远图，则伦常之义亦微矣。圣贤观时势而卜功业，审道德而定行事，相难易而决期会。道尊者不屑小就，势难者不敢夸张。至于自顾其学，外观其世，见为可图，即非大言以欺世矣。能尽忠补过，即可称职。能执法不挠，即民不寃。能弥缝省户之隙，即可靖远方之难。能造次不离仁义礼，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。能使天下皆行圣人之道而一身之出处可以不计。不治无益之言，不为私己之行，惟以苍生为心、教化为务，即可再造彝伦、匡正皇极而当大任矣。虽不以才智自名而能寝大兵、息大役、定大难，免万人于死，导迎天地之善气，亦有当于天心而受累世福佑焉。总之事上之道在乎无私，使人之道在乎无偏，化人之道先正其心。三者皆要言也。席宠戴势者不虚己尽下而坚持意见，不乐闻过，故寮采之闲奠执其咎，虽比肩同列，然恐惧则气夺，疑惑则志乱，顾身家则多私。因而依违首鼠，徇颜避焰，选愞顾盼，是以朝端之上，事无大小，皆不得其极致；智无深浅，皆不得其实效。戒深刻之流，倾陷之党，耻于言之不从、计之未遂，致怨于人而必报之，抱惭于前事而欲以后事快其意。或势利之士，用大臣则顺大臣，用嬖幸则顺嬖幸。下至厮养伶优，苟可缘以求进，莫不鞠躬俯首，仰其鼻息。其它循牒推迁者，皆以簿书期会、断狱听讼为行湛济时之略，以搏击攻讦、讥讪指擿为言听计从之遇。若此者复不乏人，要皆明主之罪人也。且羁旅之士，一见即合意者，再三必生迟疑。故商鞅不以一见求合而设三术以迭进，乃其巧于求合也。疏远之人再三请见，则上人意指窥探渐熟，情款洽，然后言其所能为与其所欲为，是以无所抵牾，若凿契之相须。盖不切之言用诸未同之时，欲进之说迟诸款洽之际，此正说大人之捷术、苏张之秘诀，君子耻之而不屑也。然为人主者各有一时之喜怒，不可以常理取必。故守正之士往往见弃于曲朝，亦或受摒于盛世，又或彼此之闲诚信未协，虽有仁义之心，不能相孚，于是有智计见疑、朴拙取信者。此其遇合，又不可以常理论也。更有前此小人进身之术，后起小人承而用之，即得祸败，此亦不可以常理论也。若董仲舒者，纯正开廓之儒也，当汉兴八十载之时，贾生不可复得，申公、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畅其道，朝端之上，何可少此一人？犹以宰相所挤，左宦王国，遇合之难若此。在他人或自贬求售曰，吾以行道，而仲舒两事骄主，皆以持正自免。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挠，即道行矣，不必多所宠荣而后为行道也。若多所宠荣，亦当多所矫拂。夫道有兴废，当与时偕行，非曰直己忤人，即为道也。董生而外，以儒名者，经术颇熟，私心未克。谨慎柔软则有之，担当果决则未也。此之持正不挠，不亦优乎？盖君子为心，与人原不相远。顺礼而求之，则易得而日亲；逆礼而求之，则难合而弥疏。故圣王为政，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，则君子之心不介而自亲。使君子不获其道德之乐，则天下之心，不怨而自离矣。故人君必行道而后能得士也，虽有千钧之兽炭，不得纤芥之葭苇以续火，则不尽其燔炽之用；虽有千载之事业，不得针芒之兔锋以为笔，则不尽其记载之用。夫顺礼而求之，敬慎而用之，亦士君子之葭苇舆毛颖也。上以道求之，下不以道自其，可乎？故贤士亦必行道而后能致主也。然要为人主者当知直道难容、佞人易入，矫情以自克，开诚以广受，则直士盈朝、佞人屏迹矣。

尽职

人臣之义，受命不受辞。出竟有可安社稷、定国家者，则专行之。此春秋法也。公子结理他事出竟，闻齐宋将伐鲁，矫君命与二国盟，除国家之难，全百姓之命，公羊取以为法，以为大夫君之贰也，政事同之，休戚同之。君而不信其臣者，君之惑也；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，臣之私也，皆末尽其道也。然出竟乃可自专，君侧则不可。华元子反，君在行闲，可以取旨而行。郄克闻邾人之言，亦当按师不动，请命后还。乃平国不待命，旋师不待报，皆为乱义也。叔孙豹之违命，非违命也，而春秋以违命责之，盖君弱臣强之时，君命一出，所宜崇奉，使国内知我君命之不可违，则强宗恐惧，义士生心，乃匡时矫俗之变体。若其下比邾滕，非关机危。乃曰降尊就卑，率意改命，辨小是而昧大顺。故罪以违命而不可辞，春秋之后，郭子仪盟回纥，公子结之义也。汲黯发粟，近在竟内，可以取旨，当与华元同责。富郑公往来辽庭，抗言不辱，斯不蹈叔孙之过。若陈汤之事，以责郄克者责之，必沮格不行。公子遂有如晋之愆，亦有盟戎之是，一人而二义备焉。此二事者，又当别论也。凡春秋之内，实与而文不与，皆事之行义而臣子自专者也。以其行义，故实与之；以其自专，故文不与。凡若此者，委曲以明大义之当从、几微之宜辨，苟一闲未达，未可临大事而不夺。故曰，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。魏公子救赵一事，初不能得之魏王，遂欲以死赴秦军。世岂有食客三千，独以身赴邻人之难若匹夫匹妇计划无措者哉？盖尔时已伏矫诏夺军之谋而兵符不可得、壮士不可得，是以商诸老侠客。非以侠客之言始兆此谋，亦可知已。事定之后，门下诸客更欲洗涤其迹，以全公子之美，故以夺军之谋归诸侯生，其实不然也。若侯生之死，亦不足托。溧阳女子、江上渔父，疑似之迹，尚捐躯示信，侯生身与逆谋，在人耳目之前，国法之讨行且见及，先事而死，可谓知几，未可谓徇义也。总之信陵此事，原非正理，特以恤邻好之急，却暴戾之秦，尚有得于齐桓之义，故节取之。而子长好奇，欲纳诺贤者之域，然戕大将以弱宗国，于理则悖矣。吕后欲王诸吕，平勃顺从，议者非之。然天下事当论全局，不当处处绳以礼义，使才智之士难于措手也。大臣之义，固当守正不挠，然大臣守正而与女主相忤，必有小人起而乘之，则权在小人不在大臣。平勃不使克乱之权，属诸他人，虽事会变迁，必有太阿反正之日。非若张华，庶几无事以图一切之安也。公羊以祭仲为行权，言春秋者或取焉。平勃不从吕后，吕后必绝灭汉宗而自取之。后之人有行之者，武氏是也。适使汉之诸王不能以生易死，汉之宗庙不能以存易亡，平勃暂听吕后，则诸王可以生易死，宗庙可以存易亡，少辽缓之，则吕氏可图，汉室可安，平勃之权与祭仲等。祭仲不克反正，春秋犹取之，况平勃实克反正者乎？厥后袁安、任隗、乐恢、何敞当窦宪之世而能制其凶恶，保护幼主，又奚取夫引领受诛、危及君国者乎？盖此事之局，当吕后之世决难翻覆，惟有善藏其用，俟吕后死，然后起而图之，乃定理也。议者安得卤莽言之？鼌错削擿诸侯，遂致吴楚之乱，尔时调兵遣将、策饷制械、搜间谍、执反侧，抢攘纷乱，劳苦怨叹者遍天下，皆咎始祸一人，错安得晏然已乎？在朝之臣，微闻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，既故袁盎一言而入。若景帝不为群言所动，亦未必发之太遽也。师丹议钱币，初从民间所苦，后从有司所复。民间所苦者，钱代龟贝，轻赍易尽；有司所持者，行钱既久，变法多怨。此大臣虚心广谋、舍己从人之美也，当时以为忘其前语，由此见劾，宜乎后世大臣坚持己见，不肯改易前说，以致斥免之悔也。若奏事不宜漏泄，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写其草，几事不密，不可谓无过也。陈汤之事，刘向虽引古证今，要亦论理之言，不敌开边生事之说为切利害，但以明白显著之功，不加赏赐，过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责，而没前美，懈边将之心，掣任事之肘，张设蔽贤之纲，郁结举世之气，虽仅不生事于边，而国家之事恐从此益坏，故有陈汤一事，即不可无刘向一疏，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用之，始为无弊，岂曰能道古而美之哉？汤虽薄赏于当时，而没身之后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，虽出于私，亦天道之不可诬也。一切沮贤蔽善之徒，徒为人所唾骂尔。

忠爱

臣子之心，不使君命壅塞于下，是以有直谏之节，又有讳恶之义。盖直言极谏者，事犹未遂，过尚可改，故犯颜逆耳，尽力匡救，以成就盛德，非为得志于所谏，以必行其言也。至于行事既成，追悔靡及，则顺其已然而不忍显言，所以有讳义，义在没其事不存其迹，使吾君所行皆义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。虽曰讳之，然先王之法益明，故此二义者，仁非一途，事有两通，所以广敷懿训，博观大道。讳过者，礼也；弼违者，直也。二者俱通以为世教也。讳过之外又有一道，王嘉谏董贤之封，乞下廷议，以为考合古今，必有言当封者。天下虽不悦，咎有所分。又引淳于长事，众人归咎谷永，先帝不独蒙其议。分咎之说，公羊亦有之，如归卫宝而称齐人，讳鲁取而言齐归，乃分咎于齐也。嘉知言之不听，而为曲说诱之，使天下归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，事之终止，所谓过则归己，善则归君，即讳恶之义而并掩其迹者也。羁绁之臣，相从人主于艰难，主正其位，臣享其荣，此正理也。然人事之变，多出意外。事已成而求去，亦保身亢宗之良策，常情自不能舍，非义所不可也。可辞则辞之而去，不可辞则亦留，舅犯是也。以诚恳辞去而得之，李泌是也。不可留又不可辞，则变姓名以逃，范蠡是也。若尽心于艰难而责报于安泰，人主或有不堪，举朝不免忌疾，则去留两不安，惟宁武忠敬，固不得有意外之财，然而宛濮之盟，无显赏焉，若介子推则宁隐而死也。

君子欲行其道，若遇不道之人、不道之事，不能不劝人主以诛杀。此中见理不明，轻动人主斧钺固不可也，言之不从，与小人为仇，无益于国事亦不可也。惩此二端，塞默不言，亦未可也。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、不受爵禄之縻，固亦免撄人世之祸，然岂致身正理哉？如刘基于张昶、齐翼言、李彬诸事，不得不争，若非太祖英明果断为基计者，未必于众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尔时所云，即斥其恶为昶等者，即欲不谓基杀之不可得也。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皆不可相，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。噫，如此情事不知几许，塞默之人观望其外，奸黠之人阴阳其中，贤者处此，亦洁其情志以自完尔。欲慷慨以天下为己任，则必树敌于天下而身在祸福死生间矣。元世祖谓卢世荣曰，汝勿防朕，飮食起居之间宜自防也。又曰，疾足之犬狐不爱焉，主人岂不爱之？汝之所行，朕自爱尔，彼奸伪者则不爱也。又曰，汝无以一二人从行，亦当谨卫门户。如此用心，乃保爱臣子至情，但用诸言利之官则失人尔。然端士立朝，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。

广益

大臣，主张众论者也。义理明透，心卫端方，小臣之挟私者自不敢乱国是，执偏见者亦必服于公理，而乐就折衷，然后小臣得尽所长，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长矣。盖一人所长有限，众人所善无穷。治天下者，必好人之所长而后取资于不竭之府也。然大臣好贤，亦当有别，若所好承颜顺旨，而方正通达之士如凿枘之不入，亦奚取开东阁以招贤哉？既不可其门如市，又不可一切杜门谢客，此非计略所能工也，在乎学问之力与自修之功耳。然贤不可蔽而荐引为私家之计，亦有乖大荐义。魏其武安，交纳宾客，天子常切齿。卫霍不荐士，世以此称之，盖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，心迹之闲自然有别，众耳众目不可欺也。是以或亲贤而丛咎，或远贤而蒙庥也。

人之难知何也？寡识则好恶乱之，多私则利害夺之，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，不待知者而后知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