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文选

盈乎簿书、耳目之表，与昔无殊，则以是为依然一统。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，其来也其渐。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，而有此一香港，布置五十年，而有此一上海，其他埠市尚远逊此。然则胶州星星之火，待其大燃，为日尚远，况内地战？中国今日，方当汹汹要约之时，故尚觉有其事。再历数年，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，外洋人物，亦未充斥中原，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，所驻者在海口，而与国本固无妨也。年复一年，忍与终古，于是为印度、美洲矣。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，每自造一解，以私慰藉。中人之以此自解，盖无疑也。故曰：或侥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，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。

虽然，此犹据其常而论耳。若夫宗西迁，天下震动，节费加捐，内乱将起，则天下之变，不知所终，而以上所云，皆成虚语矣。

○辟韩

往者吾读韩子《原道》之篇，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。其言曰：“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，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。寒，然后为之衣；饥，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瞻其器用，为之贾以通其有无，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，为之葬埋、祭祀以长其恩爱，为之礼以次其先后，为之乐以宣其湮郁，为之政以率其怠倦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、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”如古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、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如韩子之言，则彼圣人者，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，必皆有羽毛、鳞介而后可，必皆有爪牙而后可。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，则未及其生，未及成长，其被虫蛇、禽兽、寒饥、木土之害而夭死者，固已久矣，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，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？老之道，其胜于孔子与否，抑无所异焉，吾不足以定之。至其自然，则虽孔子无以易。韩子一概辞而辟之，则不思之过耳。而韩子又曰：“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以事其上，则诛。”嗟乎！君民相资之事，固如是焉已哉？夫苟如是而已，则桀、纣、秦政之治，初何以异于尧、舜、三王？且使民与禽兽杂居，寒至而不知衣，饥至而不知食，凡所谓宫室、器用、医药、葬埋之事，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，则人之类，其灭久矣，彼圣人者，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。

且韩子故不云：民者，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，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，故出什一之赋，而置之君，使之作为刑政、甲兵，以锄强梗，备其患害。然而君不能独治也，于是为之臣，使之行其令，事其事。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，则莫能为之君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，防其患害则废；臣不能行其锄强梗，防患害之令则诛乎？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此古今之通义也。而韩子不尔云者，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。老之言曰：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”夫自秦而来，为中国之君者，皆其尤强梗者也，最能欺夺者也。窃尝闻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矣。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，最能欺夺之一人，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，而使天下无数之民，各出其苦筋力、劳神虑者，以供其欲，少不如是焉则诛，天之意固如是乎？道之原又如是乎？“于呼！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！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？有其相欺，有其相夺，有其强梗，有其患害，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，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，主其斗斛、权衡焉以信，造为城郭、甲兵焉以守，则其势不能。于是通功易事，择其公且贤者，立而为之君。其意固曰，吾耕矣织矣，工矣贾矣，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，则废吾事。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，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之贾者，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？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。是故君也，臣也，刑也，兵也，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；而民之有待于卫者，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。有其欺夺强梗患害也者，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。是故君也者，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，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。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，而天下如韩子所谓“以为己，则顺而祥以立；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且平。”夫如是之民，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职分之所当为矣，尚何有于相为患害？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，我以生，出令令我，责所出而诛我，时而抚我为后，时而虐我为仇也哉？故曰：君臣之伦，出于不得已也！唯其不得已，故不足以为道之原。彼佛之弃君臣是也，其所以弃君臣非也。而韩子将以为，是固与天壤相弊者也，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！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，可乎？曰：是大不可。何则？其时未至，其俗未成，其民不足以自治也。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，而况中国乎！今夫西洋者，一国之大公事，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，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，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，则明刑、治兵两大事而已。何则？是二者，民之所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。昔汉高入关，约法三章耳，而秦民大服。知民所求于上者，保其性命财产，不过如是而已。更骛其余，所谓“代大匠斫木，未有不伤指”者也。

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，彼将曰：“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，不得已也，民弗能自治故也。民之弗能自治者，才未逮，力未长，德未和也。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、德、力者，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、德、力者，其无相欺、相夺相患害也，吾将悉听其自由。民之自由，天之所畀也，吾又乌得而靳之！如是，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，吾将悉复而与之矣。唯一国之日进富强，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，吾易贵私天下哉！”诚如是，三十年而民不大和，治不大进，六十年而中有不克与欧洲方富而比强者，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。彼英、法、德、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，要不外数百年、数十年间耳。况夫彼为其难，吾为其易也。嗟乎！有此无不有之国，无不能之民，用庸人之论，忌讳虚╂，至于贫且弱焉，以亡天下，恨事孰过此者！是故考西洋各国，当知富强之甚难也，我何可以苟安？考西洋各国，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，我不可以自馁，道在去其害富害强，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。语有之曰：“曲士不可与语道者，束于教也。”苟求自强，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，况夫秦以来之法制！如彼韩子，徒见秦以来之为君。秦以来之为君，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。国谁窃？转相窃之于民而已。既已窃之矣，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，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，质而论之，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，散民之力，漓民之德者也。斯民也，固斯天下之真主也，必弱而愚之，使其常不觉，常不足以有为，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。嗟乎！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？此庄周所以有去箧之说也。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：“国者，斯民之公产也，王侯将相者，通国之公仆隶也。”而中国之尊王者曰：“天子富有四海，臣妾亿兆。”臣妾者，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。夫如是则西洋之民，其尊且贵也，过于王侯将相，而我中国之民，其卑且贱，皆奴产子也。设有战斗之事，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，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。夫驱奴虏以斗贵人，固何所往而不败？

○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

西人之论物理者曰：凡物成形之后，若无别物加之，则此物永不变异。然天下之物，点点密移，前后相续，无闻变易者，则以有阻力与离心力也。阻力者，如此物有欲行之方向，而有他力阻之使不行，或阻力四面俱生，亦可使本物受其极大之逼迫，而更其面目。离心力者，由万物极微合来，内具向心力，若失其互相吸引之性，而每点各相推移，则可使本物失其形性，而化为乌有。此二力均能致物，而离心力尤甚。因物过阻力时，若无离心力，则物不过失其本形，而别成新形；设再加之以离心力，则此物遂灭而别无他物矣。尝持此说以论群学，则其验尤不爽。譬如有一家于此，本非富贵之裔，上无奥援，外无凭藉，内无恒产，欲有所图，其力辄若有物以限制之。其限制之者，即群中之阻力也。然若其家人父子兄弟，齐心耦意，沉毅有为，既不躁动，亦不馁败，将见如此久之，而阻力惭次变小，终至于无。家业之兴，其始若或限之者，其究莫之能御，此阻力终为向心力所胜也。若其家父子兄弟，互相猜忌，借助外援，自相鱼肉，以取一时之快意，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，外侮之来未迫，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。即使家本富贵，亦不能久，况其为贫贱乎！故曰：离心力尤可畏于阻力也。

今者中国幅员百里，人民数百兆，天下之人，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。问其何故，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。从大至小，无论何事，考其情状，无不见屈于西人。谓为阻力，诚阻力也。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，而吾竟无抵力哉？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。夫离心力者，非权臣内奸，外藩跋扈，士民朋党，大盗移国之谓也。盖此数者，虽可使玉步迁移，神州板荡，势浪所及，或数十百年而后已，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，同一心志，生死不渝，而后能成滔天之祸，其后则杀人既多，祸机渐弭，亦终有小康之一日，必不至无声无臭，全种沦胥。故仅可谓为阻力，而非离心力也。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？其情状之可见者，朝野安，除外佞之外，晏然无事，野无盗贼，即偶有，亦旋擒搜荡平之。士林无横议，布帛菽粟之谈，远近若一，即有佻达，亦其小小。朝士彬彬，从容文貌，威仪繁缛，逾于古初。听天下之言，无疾言也；观天下之色，无遽色也；察天下之行事，无轻举妄动也。而二万里之地，四百兆之人，遂如云物之从风，夕阳之西下，熟视不见其变迁，逾时即泯其踪迹，其为惨栗，无以复逾。究其本原，其细已甚。

尝谓欧人之富强，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。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，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。或蓄一炉一釜，凡得金石，举加热以察其变化；或揉猫皮，擦琥珀，于风筝，以玩其相吸；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；或见水化汽时，鼓动其汽之盖，而数其每时之动；其尤可笑者，或蓄众微虫而玩之，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。其始一童子之劳，锲而不舍，积渐扩充，遂以贯天人之奥，究造化之原焉。以若所为，若行之中国，必群目之曰呆子。天下之善政，自民权议院之大，以至洒扫卧起之细，当其初，均一二人托诸空言，以为天理人心，必当如此，不避利害，不畏艰难，言之不已；其言渐著，从者渐多，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。以若所为，若移之中国，又必群议之曰病狂。其菲薄揶榆，不堪视听，或微诃婉讽，或目笑不言，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，观群情如此，必自疑其所学之非，而因之弃去。故不必有刀铲之威，放流之祸，仅用呆狂二字，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。人材既无进境，则教宗政术，自然守旧不变，以古为宗。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，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，古之必敝，昭然无疑，更仆难终，不能具论。综其大要，不过曰，政教既敝，则人心亦敝而已。人心之敝也，浸至合群之理，不复可言，不肖之心，流为种智，即化人之善政，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，既有邪因，必成恶果，守旧之见，因之益坚。

当斯时也，游于其野，见号为士者，习帖括，工摺卷，以应试为生命。当其应试，偶不如志，哗然称罢考。已而有贱丈夫焉，默计他人皆不应试，而我一人独应之，则利归我矣，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。行于其市，实业之学不明，商情日棘，亦尝奋然曰齐行。乃又有贱丈夫焉，默计他人如彼，而我阴如此，则利归我矣，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。及观乎其朝，则今日之卿大夫，即士子帖括之所换，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。当其少年，本无根蒂，一行作吏，习气益深，陈力就列，所治之事，彼此不相知，各凭私见，以为独断。若国之内政，无往非伪，以伪应伪，无从证其是非，但见事事合例而已。及猝有外交之事，则本无例之可援，万不能以己之伪，应他人之真，遂不得不互相推诿，互相蒙蔽，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，乃以一二志气颓唐，本无学问，而又互相猜忌之人，凭其影响之见闻，决以须臾之意见。其体愈要，则其见闻之来历，转展愈多，故其影响亦愈甚，而差谬愈远焉。此局一成，局中即有明哲人，亦必随俗迁流，无能为役。盖明知一立异同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，于事毫无所补，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，而此待遂千古矣。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，均沾沾以学校、官制、兵法为辞，其责中国者，何其肤廓之甚哉！

夫中国之不可救者，不在大端，而在细事，不在显见，而在隐微。故有可见之弊，有不可见之弊，有可思及之弊，并有不可思及之弊。蒙等生长乡闾，见闻狭隘，三途六道，千诡万变，无由得知，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，事已若此。此病中于古初，发于今日，积之既久，疗之实难。无以名之，名之曰离心力而已。夫中国实情，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？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？非所知也。

○论中国分党

《论语》称“君子不党”，已以党义为非。屈原赋始用“党人”为指斥之辞。而东汉之季，乃有党祸。自是以后，唐之牛李，宋之蜀洛，明之东林，几代代有之，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。近数十年，与欧美相通，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，如英之保党、守党，法之民党、王党，日之宪政党、自由党之类，不可悉数。此等之党，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，不过译人偶以“党”称之耳。中国之所谓党者，其始由于意气之私，其继成为报复之势，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，而国亦随亡。其党也，均以事势成之，不必与学识成之也，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。西人之党，则各有所学，即各有所见；既各有所见，则无事之时，足以相安，乃有所藉手，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，其所执者两是，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。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。由前之说，则有今昔之殊；由后之说，则有中外之别，均不足以例今日。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、维新两党，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。然其时支那之人，旧者太多，新者太少，无从分党。自甲午以后，国势大异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，先发端于各报馆，继乃昌言于朝，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，于是彼此之见，积不相能，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。西人见此，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：守旧党主联俄，意在保现存之局面；中立党主联日，意在保国以变法；维新党主联英，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。此言也，出于西人之口，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，然深思之，甚为不然。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，臆度支那之情形耳。而支那之实情，实不若是也。试条辨之。

西人所谓维新党者，盖即指孙文等而言。西人之许可孙文，别无深意，因谋叛之罪，彼律甚轻，孙文之为其教中人，尝□□欲行其教于中国，以此之故，西人许之，非实见其人之□□也。而孙之为人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粤人能言之者甚多。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盖已无疑。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辨论，不过自保其国权，与孙文无涉焉。如此，则彼所谓之维新党，不能成其党也。

西人所谓中立党者，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，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。支那此党之人，与守旧党者，不过千与一之比，其数极小。且此党之中，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，而无所为而为者，不过数人；其余则分数类：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，与扁眼镜、纸烟卷、窄袖之衣、钢丝之车等，以此随声附和，不出于心，此为一类；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，纵横恣睢，莫可奈何，以为此之所以强也，不若从而效之，此为一类；其一则极守旧之人，夙负盛名，为天下所归往，及见西法，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，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，兵商工艺之末流，毛举糠比，附会经训，张唇植髭，不自愧汗，天下之人，翕然宗之，郑声乱雅，乡愿乱德，维新之种，将为所绝，此又为一类。之斯三者，有维新之貌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。如此，则彼之所谓中立党，不能成党也。

若夫至不称其名者，莫如守旧党。既称守旧，则必有旧之可守。所谓旧者，支那立国数千年，今虽不及欧美之盛，然亦非生番黑人也，盖亦必有道矣。真能守之，当有可观。乃今日守旧之人，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，不能知也；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，不能举也；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，不能践也。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，莫如五伦，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。今观旧党，有父母之丧，则苫块所颦蹙，朋友所慰藉，其所言者，不曰某科不能考，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，无他言焉。此无足怪，盖其所患者，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，不能做官，为实祸耳。至其饮酒、食肉、御内，以至一切征歌、选色，与夫名姝、骏马之游，与无丧者等。人人如是，恬不为怪。此父子之伦何在？通籍以后，罔上营私，惟恐不及。补某缺，则较量其肥瘠，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；除一官，则较量其迟速，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。总其生平，则国家所求者富贵。彼于入塾之时，父兄所期，师友所教，即已如此。故国家之事与士夫之心，终古不相遇，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。如此，则君臣之伦何在？至于夫妇，仅可谓之曰男女，而不能谓之曰夫妇。其始也，拈阉探筹以得之，无学问性情之素也；其既也，爱则饰之以花鸟，怨则践之以牛马，法则防之以盗贼，礼则责之以圣贤。夫花鸟、牛马、盗贼、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，盖无有矣。如此，则溃败决裂，不可穷诘之事，往往如是。观《大清律例》中，死刑由于男女者，几及十之六七焉。如此，则夫妇之伦何在？其他兄弟阋墙，朋友相卖，此更常事，不足深责。夫伦纪者，旧学之根原，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，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，所守何旧哉！彼之所守者，不过流俗之习气，为己之私心焉耳！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，故从而附和之，内可便其不学之私，外可忝居正人之目，何所惮而不为？若此之人，但能谓之趋时，而不谓之守旧，谤以守旧，不亦冤乎？如此，则彼所谓之守旧党，不能成党也。

嗟乎！木老而枯，人老而病，支那之教化，盖已老矣！千年以来，日见凌夷，代不及代。观其风气，随波逐流，不复能有树立意。将欲如汉之党锢，唐之牛李，宋之蜀洛，明之东林，而亦不可得焉，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？

○论华人之可用

今之策时局者，鳃鳃以乏才为虑。夫虑之诚是也，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，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，战胜攻取之勇，始得谓之才也，即片长薄技，各食己力，其致功也勤，其为谋也忠，亦无不可谓之才。今使语人曰：中国人之职业勤，莫不讶然异。又使语人曰：中国人之谋事忠，莫不哑然笑。不知无容异，无容笑也。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。通商互市之区，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，主之者洋人，而华人之司事于其间者，或理帐目，或操笔札，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，每所少则数人，多则数十人，责有专属，无推诿也，时有定晷，无虚旷也。非礼拜不得治私，非要事不得请假。凡夫朋友之酬酢，亲戚之往来，即有疏略，在彼可以自解，在人亦可相谅，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。洋人在中国，非传教经商，即办理交涉事宜，究其要诀，在熟识人情，习知华事。顾欲识人情知华事，非通语言，识文字不可。而洋人在中国，能通我之语言者，百不得十焉，能识我之文字者，百不得一焉。然往往见微知著，凡华人之俗尚好恶，与夫一切情伪，无不洞若观火，岂真有先觉之贤哉？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。夫华人得其薪赀，既与之勤恳办事，又复出其余力，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，俾之阅历愈深，世故愈熟，无丝毫之隔膜，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。

或者曰：子之言过矣。由前之说，以食毛践土之俦，不思效用于国家，而甘为洋人服役，虽勤何足取，由后之说，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，无异不肖子弟，将家庭暖昧之事，播告邻里乡党，忍心害理，莫此为甚，而子顾许之以忠，不亦悖乎？噫！为是说者，抑亦勿思甚矣。天下立言之理，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，亦当不为己甚。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，类不过能操洋语，善探主意，固非读书明理者比。必与大义绳之，殊觉不恕。况食其禄者忠其主，桀之狗吠尧，尧非不仁，吠非其主。对镜参观，彼之竭尽心力，冀图酬报，亦为天理所当然，人情所必然也。

曰，华人为洋人办事，既如是之勤且忠，而为中国办事，往往不然。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，授之中国之事，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，则又何说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