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史全文

今传记、人情物理，以明其决不然者。

胡安国《春秋传序》曰：《春秋》非五经比也。『洚水警予』与『凤皇来仪』并载于《虞书》，『大木斯拔』与『嘉禾合颖』同垂于周史。《春秋》不书祥瑞而尽书灾异，史外传心之要典也。自安石建议，以《春秋》为『腐烂朝报』，经筵不以进读，科目不以取士。驯至崇、观之间，奸臣用事，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瑞，天地灾变，隐而不言。是与《春秋》正相反也。胡氏之论，盖攻安石学术之乱天下也。

三月，上既用富弼为首相，弼犹以足疾在告。是日，弼始入见，曰：『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。此必有小人献说于陛下也。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，则其间有所希冀。缘朝政守静，则事有常法，小人何所望也?』上改容听纳，曰：『今日得卿至论，乃沃朕心，可谓金石之言，朕不忘也。』癸未，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。先是，辙奏疏曰：『所谓丰财者，非求财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。事之害财者三，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费。』疏奏，上批付中书，因召对，而有是命。两府同奏事。富弼言：『大臣须和，乃能成务。』又言：『今所进用，或是刻薄小才。小才虽似可喜，然害事坏风俗为甚，恐须进用醇厚敦实之人。』上曰：『大臣正要与朝廷分邪正，邪正分则天下自治。』壬辰，上问安石：『制置条例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已检讨文字，略见伦绪。然今欲理财，则须使能。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，而不以任贤为急；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，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，恐风俗坏，不胜其弊。陛下当深念国体，有先后缓急。』上颔之。

夏四月丁酉朔，群臣上尊号，诏答不允。先是，上谓执政曰：『受与否，于人情孰安?』王安石曰：『受与不受，于理皆可也。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，则此事皆陛下自择。』上曰：『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。』知谏院钱公辅罢知谏院。时上委任政府，责以太平。一日，执政召台谏官至都堂，富弼曰：『上求治如饥渴，正赖同心，以济所愿。』公辅对曰：『所为是邪，天下谁敢不同?非邪，公辅虽欲同之，不可得已!』丙午，同天节，罢上寿。是日雨。富弼言：『愿陛下未以今日雨泽为喜，当以累年灾变为惧。盖修德致雨，其应如此。万一于德有损，其灾应岂有缓邪?』上亲书诏答曰：『敢不置之枕席，铭诸肺腑，终老是戒!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，则天灾不难弭，太平可俟也。』丁未，参知政事唐介卒。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曾公亮因荐之。介曰：『安石好学而泥古，论议迂阔。若使为政，恐多所变更，必扰天下。』退至中书，谓公亮等曰：『异日安石之言果用，天下必困扰，诸公当自知之耳。』时执政进除目，上久之不决。既数日，乃曰：『朕问王安石，以为然，可即施行。』介曰：『陛下比择大臣，付以天下之事。臣近每闻陛下宜谕：某事问安石，以为可，即施行；某事问安石，以为不可，未得施行。如此，则执政何所用?必以臣为不才，当先罢免。此语传之天下，恐非信任体也。』安石既执政，奏言：『中书处分事用札子，皆言奉圣旨，不中理者常十八九。不若令中书自出牒，不必称圣旨。』上愕然。介曰：『太宗时，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，拯诉之，太宗曰：「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，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。」太祖朝赵普为相，堂帖重于敕命，寻令削去。今复置札子，何异堂牒?今安石不欲称圣旨，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。』上曰：『太宗制置此事极当。』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，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，安石强辩，上主其语。介不胜愤闷，居顷之，疽发背而卒。丙辰，诏：『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事之阙，无有巨细，各具章极言无隐。噫!言善而不用，朕有阙咎；道之而弗言，尔为不恭。』王安石之词也。

五月癸未，郑獬知杭州，王拱辰判应天府，钱公辅知江宁府。獬与滕甫相善，王安石素恶之。故事，两制差除，必宰相当笔。时富弼在告，曾公亮出使西京，王安石遽自当笔。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，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：『王拱辰不闻有过，迁谪出外；郑獬在三班院，皆称公当，权府亦甚平允，遽然补外；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，遂罢谏院，今又被逐。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，今无罪被黜，甚伤公议。』上出诲奏示执政，安石曰：『此三人者出，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，暴其罪状，使小人知有所惮，不意言者乃更如此。』

吕中曰：安石入朝之初，即劝人主逐谏官，其本意如此，故台谏未有直罢者，自安石始。上罢吴申，复以吴申例罢公辅，自是，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。

癸巳，枢密院言：『欲检寻本院诸文书，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，并删取大旨，编次成册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，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。』从之。赐名《经武要略》。是月丙戌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，上即封还其奏，令视事如故。上又谓安石曰：『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，多作横议，或要内批以自质证，又诈妄希会朕意。朕与卿相知如高宗、傅说，亦岂须他人为助?』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，多欲变改旧法，独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苏轼奏曰：『得人之道，在于知人。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才，朝廷有责实之政，则胥吏、皂隶未尝无人，而况于学校贡举乎?虽因今之法，臣以为有余。使君相无知人之才，朝廷无责实之政，则公卿、侍从常患无人，况学校贡举乎?虽复古之制，臣以为不足。』上得轼议，喜曰：『吾固疑此，得苏轼议，释然矣。』即召见，问：『何以助朕?』轼对曰：『陛下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。』上悚然听受，曰：『卿三言，朕当详思之。』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，屡荐于上，事无大小，必与之谋。时人号安石为孔子，惠卿为颜子。上曰：『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。』安石曰：『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，别试以事可也。』考课院言：『准诏定到考较知县、县令课法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。内有绩状尤异，出于上等之外，则定为优等。如政事昏缪，出于下等之下者，即定为劣等。』

六月丁巳，诏吕诲落中丞，以本官知邓州。前此，诲上疏曰：『臣窃以大奸似忠，大诈似信，唯其用舍，系国休戚。如少正卯之才，言伪而坚，顺非而泽，强记而博，非大圣孰能去之?臣谨按：王安石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诈，骄蹇慢上，阴贼害物。今略疏十事，诚恐陛下悦其才辩，久而倚毗，情伪不得知，邪正无复辨。大奸得路，群阴汇进，则贤者渐去，乱由是生。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，唯务改作，立异于人。徒文言而饰非，将罔上而欺下。臣窃忧之。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!』疏奏，安石亦求去位。上诏视事宜如故。安石既留而诲坐贬。太白入井。壬戌，昼见。

秋七月乙丑朔，司天监言：日食辰巳间，有阴雾遮蔽。所食不及元奏分数，宰臣富弼等拜表贺。行均输法。癸未，上谓执政曰：『人君岂可怠于政理?朕非乐于劳苦，益思少时精神可惜，欲乘时有为，以安生灵。至于兵，乃是圣人之大权，所以安天下也。但不可轻用，非独杀人心所不忍，诚恐天道不佑。』甲申，日下有五色云。上御资政殿，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，曰：『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，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，常痛心疾首。卿等为如何则可?』彦博奏以：『责在监司，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。』公弼曰：『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，无不济矣。』韩琦等新修《仁宗实录》一部二百卷，曾公亮等上《英宗实录》三十卷。

八月丙申，司马光上疏曰：『陛下日出视朝，继以经席，入宫之后，省阅天下奏事，夜御灯火，研味经史。然孜孜求治，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，殆未得其体要故也。』癸卯，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，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。初，御史知杂刘述及琦、觊等言：『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未逾半年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，盖以其专肆胸臆，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。』司马光言：『皮公弼，陛下明知其贪；阎充国，陛下明知其猥。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。及得罪而出，皆为知州。今琦、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，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，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。乞与本[1]。』不报。丙午，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。初，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，或致民心别生事变。上曰：『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，务在均适有无。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?』纯仁曰：『人生不当言利，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。』纯仁又申中书曰：『参政以文学自负，议论得君，专任己能，不晓时事。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，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；尚法令则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盂轲；鄙老成为因循之人，弃公论为流俗之语。曾相公年高不退，廉节已亏，且欲见容，惟务雷同苟且。赵参政心知其非，凡事不能力救，徒闻退有后言。』公亮等以纯仁状进，乃落起居舍人、同修起居注。庚戌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：『每于本司商量公事，动皆不合。乞除一合入差遣。』诏依所乞。上阅辙状，问：『辙与轼如何?观其学问颇相类。』王安石曰：『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。』上曰：『如此则宜合时事，何以反为异论?』

九月，诏阁门引编校书籍，吕惠卿校勘，王存登对，皆王安石所善也。制置三司条例司言：『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，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。今欲以见在斛斗，遇贵量减市价粜，遇贱量增市价籴。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，取民情愿豫给，令随税纳斛斗。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，皆许从便。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，仍先行于河北、京东、淮南三路，候其有绪，即推之诸路。』从之。戊辰，初开经筵。王安石独奏事，上问曰：『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，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，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。今度牒所得，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，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。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，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，若以为不可，是不知权也。』

冬十月丙申，左仆射、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亳州。弼初入相，即除司空兼侍中，弼固辞得免。及罢，不复加恩，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。弼将去，复言于上曰：『比见亲旧，乃知人情大不安。进用多小人，诸处地动灾变。宜且安静。』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、平章事。上既许富弼辞位，问弼曰：『卿即去，谁可代卿者?』弼荐文彦博。上默然良久，曰：『王安石何如?』弼默然。改绥州为绥德城。先是，韩缜与夏人议，许令纳安远、塞门二寨，还以绥州。郭逵曰：『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。』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，逵曰：『一州既失，二寨不可得。中国为夏人所卖，安用守臣为?』藏其诏不出，上言绥州宜守，且自劾违诏之罪。诏褒逵曰：『渊谋秘略，悉中事机。有臣如此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』于是诏城绥州，不复以易二寨。己亥，翰林学士司马光对，上问：『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?』光曰：『闽人狡险，楚人轻易。今二相皆闽人，二参政皆楚人，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，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?』

《讲义》曰：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，曰：『朝廷将用南人为相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』夫王钦若当国，亦南人也，岂独自安石始邪?』盖天禧、天圣之时，南方之气未盛，所用者钦若一人耳。自安石为相，所引者惠卿之险巧，升之之轻易。宰相、参政皆用南人，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。

上曰：『升之有才智，晓民政。』光曰：『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。凡才智之人，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，此明主用人之法也。』上又曰：『王安石何如?』光曰：『人言安石奸邪，则毁之太过。但不晓事，又执拗耳。』上曰：『韩琦敢当事，贤于富弼，但木强耳。』光曰：『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，但好遂非，此其所短也。』上因历问群臣，至吕惠卿，光曰：『惠卿险巧，非佳士。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，皆惠卿所为也。』上曰：『惠卿应对明辩，亦似美才。』光曰：『江充、李训若无才，何以能动人主?』监察御史里行张戬、程颢言：『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，必奏候朝旨。既许上殿，伺候班次，动经旬日。台谏之职言责既均，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，何独宪臣隔绝疏异?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，使依谏官例，牒阁门即许登对。或所言急速，仍乞先次上殿。』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，并许直申阁上殿。

十一月，司马光言：『欲据国史、实录所载，旁采异闻，效《汉书》作百官公卿表，以备奏御。』从之。乙丑，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。初，陈升之既拜相，遂言：『臣待罪宰相，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，岂可称司?』他日又对，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。上欲使安石独领，安石以为非便，曰：『陛下本置此司，令中书、密院各差一人。今若韩绛同事，甚便。』上曰：『善。』故有是命。升之深狡多数，为小官时，与安石相遇淮南，安石深器之。及安石用事，设制置条例司，引升之共事，升之竭力赞助，或时为小异，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，安石不觉诈，故推升之使先为相。升之既登相位，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。安石固以请，升之曰：『兹事盍归之三司，何必揽取为己任也?』安石大怒，二人于是乎始判。蔡延庆、孙觉并同修起居注。上初欲用苏轼，王安石曰：『轼岂是可奖之人?』上曰：『轼有文学，朕见似为人平静。司马光、韩维、王存俱称之。』安石曰：『险邪之人，臣非苟言之，皆有事状。轼遭父丧，韩琦等送金帛不受，却贩数船苏木入川。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，反言苏轼平静，斯为厚诬。陛下欲变风俗，息邪说，骤用此人，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?』上乃罢轼不用。丙子，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，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。上以武臣罕习吏文，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，故悉罢之，人甚以为便。壬午，御迩英阁。吕惠卿讲先王之法：『有一岁一变者，则《月令》「季冬饬国典，以待来岁之宜」，而《周礼》「正月始和，布于象魏」是也。有数岁一变者，则尧舜五载修五礼、十二载修法则是也。有一世一变者，则「刑罚世轻世重」是也。有数十世而改者，则「夏贡、商助、周彻、夏校、商序、周庠」之类是也。有虽百世不变者，「尊尊、亲亲、贵贵、长长、尊贤使能」是也。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「汉惠、文、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，武帝改其法而乱；宣帝守其法而治，元帝改其法而乱。」臣按：何虽约法三章，其后乃以为九章，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。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，文帝除诽谤妖言、除秘祝法，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，景帝又从而因之，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。』上召光前，谓光曰：『其言如何?』光对曰：『惠卿之言有是有非。惠卿言汉惠、文、武、宣、元治乱之体是也。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、五岁一变、一世一变，则非也。』上曰：『朝廷每更一事，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，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。』光曰：『朝廷散青苗钱，兹事非便。』吕惠卿曰：『光不知此事。彼富室为之则害民，今县官为之，乃所以利民也。』光曰：『昔太宗平河东，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，命和籴粮草以给之，民皆乐与官为市。其后人益众，物益贵，而转运司常守旧价，或复支移折变，至今为膏肓之疾。臣恐异日青苗之害，亦如河东之和籴也。』惠卿曰：『光所言皆吏不得人，故为民害耳。』光曰：『如惠卿言，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、无治法。』吴申曰：『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。』

闰十一月壬寅，张载为崇文殿校书。先是，吕公著荐载，召对，问以治道。载曰：『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，终苟道也。』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，从之。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，诸路各置提举。条例司又言：『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，人以为便。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，议行交子之法。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。』从之。

十二月乙亥，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，安石曰：『臣按实录，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，上下相与，皆灭裂而已，则何以待夷狄?』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。权推官、殿中丞、直史馆苏轼言：『陛下游心经术，动法尧舜，而岂以灯为悦哉?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。且卖灯皆细民，安可贱酬其直?愿亟罢之。』上纳其言。轼因奏书献三言曰：『愿陛下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』书凡七千余言。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，使权开封府推官，欲以多事困之也。而轼决断精敏，声问益远，论事益不休。

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，诏：『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，本为惠恤贫乏。今虑官吏不体此意，追呼均配抑勒，翻成搔扰。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，违者禁止，立以名闻。敢沮遏愿请者，案罚亦如之。』先是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『青苗者，唐衰乱之世所为。苗青在田，贱估其直，收敛未毕而必其偿，是盗跖之法也。』右正言李常、孙觉亦言：『王广渊在河北，第一等给十五贯，第二等十贯，第三等五贯，第四等一贯五百，第五等一贯。民间喧然不以为便。而广渊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，歌颂圣德。』言者既交攻之，朝廷不得已，乃降是诏。

二月壬戌朔，韩琦言：『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，更有余钱，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，五家为一甲，依青苗例支借。臣窃以诏书务在优民，不使兼并，乘其急以邀倍息，皆以为民，公家无所利其人。今每借一千，令纳一千三百，则是官放息钱，与初抑兼并、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，欲民信服，不可得也。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，虽云不得抑勒，而上户必不愿。请官吏防下户不能送纳，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?陛下励精求治，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，自然国用不乏，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，以致远迩之疑?乞尽罢诸路提举官，依常平旧法施行。』癸亥，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：『琦真忠臣。朕始谓可以利民，不意乃害民如此。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使者亦强与之乎?』王安石勃然，进曰：『苟从其所欲，虽坊郭何害?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，至于收息，亦周公遗法也。』陈升之曰：『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尔。』安石曰：『抑配诚恐有之，然俟其有，严行绌责一二人，则此弊自绝。』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。安石曰：『直使州县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，又必令出二分息，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。因以广常平储蓄，以待百姓凶荒，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，未为不善。况又不令抑配，有何所害?』上曰：『要须尽人言，料文彦博、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，但腹诽。韩琦独肯来说，真忠臣也。』翌日，安石遂称疾不出。丙寅，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。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。尧俞始除丧至京师，安石数召之。既见，语及新法，安石谓尧俞曰：『方今纷纷，迟君来久矣。将以宝文阁待制、同知谏院还君。』尧俞谢曰：『新法世不以为便，诚然当力论之。平生未尝欺，敢以实告。』安石不悦，遂有此命。王安石既称疾家居，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：『今士夫沸腾，黎民骚动，乃欲委还事任，退取便安。卿之私谋，固为无憾；朕之所望，将以委谁?』安石大怒，即抗章自辩。上封还其章，手札谕安石曰：『诏中二语失于详阅，今览之甚愧。』安石固请罢，上固留之，奖慰良久。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。辛巳，司马光言：『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又言散青苗钱不便。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一百万缗，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。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，今无故尽散之，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，何时得及此数乎?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，而坏常平法之害尤大也。十年之外，富室既尽，常平已坏，帑藏又空，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，加以四夷侵犯边境，当是之时，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，壮者不聚为盗贼，将何之矣?陛下诚能昭然觉悟，采纳臣言，罢制置三司及追还使者，臣虽尽纳官爵，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，其幸多矣。』壬午，安石始出视事。安石之在告也，上谕执政罢青苗法。曾公亮、陈升之欲即奉诏，赵抃独欲俟安石出。令自罢之。安石既视事，持之益坚，人言不能入矣。司马光谒告之六日，上复趣令入见。光言：『臣近上疏未闻采录，独以何心敢当高位?若臣言果是，乞早赐施行；若臣言果非。乞更不差使臣宣召。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。』庚寅，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。先是，上欲置光西府，王安石曰：『光虽好为异论，然其才岂能害政?但如光者，异论之人倚以为重，今擢在高位，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。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，乃刘邠、刘恕、苏轼、苏辙之徒而已。观近臣以其所主，所主者如此，其人可知也。』安石在告，上乃用光，及安石复视事，因固辞，遂欲罢之。

三月甲午，司马光移书王安石，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。安石得书大惭，欲怒则不敢，答书但言『道不同』而已。书凡三返，文多不载。